来源：羊城晚报，日期：2015-08-15
国民党八大粤籍将领的抗战印记
文/东山涛
自古，位于岭南一隅的广东避开了中原的纷飞战火，因此，极少产生名将。由晚清到民国，孙中山先生从这里引领出大批辛亥志士，随着黄埔军校的建立和北伐战争的展开，粤籍将领开始书写传奇。抗战中，粤籍将领更是取得出色战绩。据悉，战时担任方面军、集团军副主官以上职务的粤籍将领超过10位。值此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本文选取全面抗战爆发后正面战场中位阶最高、战功突出的8位粤籍将领，记述其抗战风采，以表怀念。
张发奎：主持两广抗战的北伐名将
张发奎，韶关始兴人。北伐时期，张发奎以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14师师长身份率领北伐军的先锋部队从珠江两岸一直打到长江边，在攻陷武昌的战役中更是一战成名，被誉为北伐名将。

抗战爆发后，赋闲的张发奎复出担任第4战区司令长官，主持两广抗战。蒋介石一方面是要用其“勇”，借助其军事能力，另一方面，则是考虑到他在两广一带的声誉，想靠他来整合这一地区的势力。
主持两广抗战以后，张发奎参与指挥了粤北会战、桂南会战、桂柳会战等一系列重要会战。在第一次粤北会战中，他采取主动出击，制敌于先的手段，调集所部向日军进攻。经过苦战获胜，粉碎了日军进犯粤北的企图，确保了临时省会曲江的安全。可惜的是，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的大势下，像粤北会战这样的胜利，并没有改变战争的总体态势。特别是，面对国民党内激烈的派系争斗，张发奎根本就无力有效调度战区内的其他军事力量，唯有在风雨飘摇中勉力维持着两广抗战大局。
张发奎治下的两广地区，对共产党员的容忍度很大。他曾称，只要是抗日的，不管什么党，我都欢迎。他的部队里，有一支“战地服务队”，一些共产党员几乎以半公开的身份活动。“皖南事变”后，各战区长官纷纷表态反共，唯有他未置可否。张的这种态度，令两广一带的抗战氛围始终保持着高昂的状态，国共两党的军队在此也没有像其他区域一样发生大规模的摩擦。
新中国成立后，张发奎赴港定居。1980年3月去世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专门致电其家属以示慰问。近年来，随着史料极高的《张发奎口述自传》在大陆出版，有关张发奎与两广抗战的历史研究日益被国内学界所重视。
薛岳：“天炉战法”熔就“抗日战神”
薛岳，韶关乐昌人。在国民党内，薛岳是成名较早的将领。北伐前，他是孙中山的警卫营长；北伐中，他是率先进入上海的第一师师长；内战中，他是反共先锋，曾率8个师紧追红军。

抗战开始，这位以“善战”著称的将领迎来军事高峰。8年中，正面战场曾展开10余次大会战，薛岳参与指挥了其中最重要的7次。他奉命死守上海，以劣势之兵顶住日军长达数月的狂轰滥炸。他在赣北的万家岭地区部署重兵，伏击孤军深入的日军，重创王牌106师团。此战，被誉为与平型关、台儿庄战役齐名的抗战初期三大胜仗之一。
武汉会战后，薛岳坐镇长沙，组织4次艰苦卓绝的长沙会战，力阻日军西进南下，使战局得以在湖湘大地相持。据悉，第一次长沙会战前，蒋介石没把握守住长沙，一夜之间9次打电话给薛岳，叫他撤退。谁知，薛岳固守的意志很坚定，放出“长沙不守，军人之职何在”的狠话。最终，蒋介石被打动。长沙会战让薛岳的军事才能得以充分发挥。面对来敌，他独创“天炉战法”，主动后撤，让出空间，令后撤之军绕到后面对敌军实施有如“天炉”一般的包抄攻击。他还下令将原有道路破坏，动员老百姓把粮食藏起来，使得日军机械化部队在泥潭之中无法前行，就地补给也跟不上，完全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前三次长沙会战，大提全国军民士气，也令中国战场在国际上积弱不堪的观感得以一扫而尽。为此，外媒将薛岳与陈纳德并称为远东战场的两只“老虎”，一只是天上的“flying tiger”，另一只是地上的“running tiger”。
在大陆，薛岳的抗战事迹相对比较为人所知，他本人不仅入选过新华社于2005年选出的抗日英雄谱，而且，他指挥的长沙会战近年还被拍成电视剧，在央视播出。
黄琪翔：“有心杀敌，无力回天”的民主将军
黄琪翔，梅州梅县人。在国民党粤籍高级将领中，黄的左翼色彩明显。在上世纪20年代那轮反共高潮中，大部分国民党高级将领都积极清共，唯有他态度纠结。广州起义后，国民党内检讨整个事件时，特别对他的“容共”行为表达强烈不满，并声讨他。

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黄琪翔被蒋介石起用，参与淞沪抗战。1939年，他出任第5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11集团军总司令，参与指挥枣宜会战。1940年5月，日军以5个师团重兵向枣阳、宜昌进攻，企图在攻占宜昌的同时，趁机聚歼第五战区的主力。作为正面迎击日军的主力，黄琪翔在枣阳作了周密部署。然而，就在日军杀过来之时，本应在侧翼协防的汤恩伯却不听战区司令李宗仁调度，不战而退，使得枣阳完全暴露于敌军面前。即便是处于如此危险的境地，黄琪翔也没有退却。他下令第173师力战数倍于己的日军，尽量牵制日军，好让主力及时转移，适机再战。在他的激励下，第173师打得异常惨烈，自师长以下几乎全部阵亡。20天内，枣阳几经易手，最终被日军占领，随后，襄阳、宜昌等地相继失守，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牺牲，枣宜会战以中国军队的失败而告终。枣宜会战失利，参战部队无法精诚团结是一个重要原因，对此，黄琪翔产生出一种“有心杀敌，无力回天”的痛感。他感叹道：“若有当年第四军在手，我对抗战不至于毫无办法。”
抗战胜利后，黄琪翔发表公开声明：“从此退役，决不参加内战。”从此，他彻底退出军界，投入民主运动的洪流，留下“民主将军”的美誉。作为著名民主人士和农工民主党创党领袖，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黄琪翔的抗战功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在他90、100、110周年诞辰都举办了相关纪念活动。
余汉谋：知耻而后勇的“逃跑”将军
余汉谋，肇庆高要人。1936年，粤军中的后起之秀余汉谋凭着在陈济棠反蒋时的临阵倒戈，取代陈氏，成为“广东王”。

1938年10月12日，日军在大亚湾一带登陆，广东战役打响。17日，余汉谋部署广州防务，摆出决一死战的姿态。然而，仅仅与日军周旋了4天，他就率部撤退了。对此，广州百姓很是不满，讽刺其“余汉无谋”。广州失守后，余汉谋深以为辱，常饮酒痛哭，发出“广州在广东军人手上失掉，要由广东军人手上收回”的壮语。事实上，余汉谋也配得上“知耻而后勇”这句话。抗战中，粤战7年，国民党军队一直处于被动，仅有两次粤北会战堪称扬眉吐气。这两次会战，都与余汉谋相关。
1938年12月上旬，日军集结近10万兵力进犯粤北。正面迎敌的，正是余汉谋的第12集团军。这一次，余汉谋决定殊死一搏，他致电蒋介石，声称要牺牲到底。此次会战一共打了1个多月，战况异常惨烈，第12集团军的一些主力团，减员近三分之二。最终，日军在付出万余人伤亡的代价后退却。
1939年5月，日军再次调集重兵进犯粤北，企图全歼第12集团军，进而攻占曲江。在余汉谋的调度下，第12集团军由最初的消极应战转为主动出击，经过20多天激战，再次逼退日军，并毙敌6000余人。两次粤北会战，在整个抗战时期的正面战场中虽算不上令人瞩目的大会战，但却是相持阶段华南战区难得的两次提升士气和稳定局势的胜利。
晚年，随蒋介石败退台湾的余汉谋仅仅担任一个战略顾问的闲职，唯有靠舞文弄墨度余生；在大陆，有关他的历史事迹也仅限于纯学术圈中讨论。
罗卓英：打出“抗战以来最精彩之战术杰作”
罗卓英，梅州大埔人。从北伐开始，罗卓英就跟随蒋介石，一直都是蒋系将领中耀眼的明星。抗战中，罗卓英参与了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南昌会战、长沙会战等一系列关键战役，担任过第15集团军总司令、第9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司令、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等要职。

作为蒋介石倚重的将领，罗卓英在抗战中可谓身经百战，被誉为“抗战以来最精彩之战术杰作”的上高会战，无疑是他军事生涯的代表作。1941年3月15日，日军集结重兵进攻江西的上高地区。重庆统帅部决定，就地迎战，打一场对来犯日军的围歼战。蒋介石把此战的前敌指挥权交给了罗卓英。面对分三路杀奔而来的敌人，罗卓英部署了三道防线。在战术上，他采用“磁铁战术”，将整个战役分为诱敌深入、迂回包围和反攻追击三个阶段。经过一周激战，孤军深入的三路敌军基本上按照部署被在各道防线的国民党军队包围。经过一番拉锯，补给跟不上的日军出现疲态，开始溃退，3月25日起，会战进入反攻追击阶段。在这一阶段，国民党军队开始占主动，以优势兵力追击日军，相继收复多个县城，并于4月9日前后将日军逼回到3月15日前的位置，龟缩在南昌不敢动弹。此一战，打破了抗战以来逢大战国民党军队数量数倍于日军而不胜的怪圈，歼敌上万，大大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战士气。上高会战后，罗卓英曾出任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参加滇缅抗战。然而，由于与总指挥史迪威不和，他在滇缅并未取得突出战绩，最后被蒋介石调回国内。
晚年的罗卓英闲居台湾。对于罗卓英的历史回顾，主要限于讨论、纪念上高会战的各类活动。另外，其家乡大埔，罗的事迹亦入选了当地纪念馆。
李汉魂：从北伐“铁军”到抗日“钢军”
李汉魂，湛江吴川人。北伐开始时，李汉魂在被誉为“铁军”的第4军中担任团参谋长。抗战爆发后，他以第64军军长身份投入抗战洪流，历经豫中、武汉等重大会战，为第64军赢得“钢军”的称谓。在李汉魂的抗战岁月中，最值得一书的，是他在抗战前期所指挥的两次战斗——罗王砦和南浔之战。

1938年5月下旬，徐州会战接近尾声，日军意图扩大战果，派土肥原贤二的第14师团切断陇海线，从后面包抄参加徐州会战的国民党疲惫之师。作为陇海线上重要据点，罗王砦成为焦点。督师郑州的蒋介石给李汉魂下了拼死夺回的死命令。由于日军武器先进，战斗力强，参与围攻的第64军打了一整天也无法推进。此时，几辆火车呼啸而来，李汉魂想出办法：利用火车当做活动堡垒，杀日军一个措手不及。于是，他选出敢死队，配足火力，乘火车直插车站。这一招果然奏效。日军被敢死队一冲，乱了阵法，仓促退出。经过血战，第64军以死伤4000人的代价，攻下罗王砦。
1938年7月下旬，日军攻下九江，继续西进，企图扫清武汉外围的中国军队。为此，国民党军队必须固守南浔铁路沿线，第64军正是正面固守的主力之一。南浔保卫战打得很胶着，持续数月，日军更是在战斗中投入毒气。作为军长，李汉魂连续三夜没合眼，身患重病不下火线。战斗结束后，蒋介石特地嘉奖李汉魂，邀请他到武汉共进午餐，并授予他华胄荣誉奖章一枚。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还颁发给他“忠勇无双”锦旗一面。1939年12月，国民政府撤换守土不力的吴铁城，李汉魂接任广东省政府主席，这位打出声威的抗日名将就此离开疆场，开始了长达6年多的地方主政生涯。
新中国成立后，李汉魂远赴美国定居，晚年曾应廖承志之邀回国访问，并受到邓小平接见。在大陆史学界，有关李汉魂的研究较多，他的故居受到文物部门保护，其不少极具史料价值的照片亦被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等机构收藏。
吴奇伟：拱卫陪都的“抗日铁军之母”
吴奇伟，梅州大埔人。与大多数粤系将领一样，吴奇伟出身于北伐时期的“铁军”——国民革命军第4军。全面抗战爆发后，正受困于围剿红军而不能自拔的他和第四军被派往淞沪战场，从此，这员北伐猛将，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再次焕发光彩。

淞沪会战中，国民政府集中上百万军队，意图在上海这个远东第一都会打出声威。在参战部队中，吴奇伟带领的第四军打得尤为勇猛。9月下旬，他们进入号称“血肉磨坊”的罗店阵地，在此大战三昼夜，成功挡住日军立体化狂攻，歼敌逾千，获得统帅部通令嘉奖，被人们誉为抗日“铁军”。故而，吴奇伟也获得了“抗日铁军之母”的称号。后来，吴奇伟被委任为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及长江上游江防司令，驻防于鄂西地区，肩负起拱卫陪都重庆的重任。
1943年春夏之际，日军集结重兵沿长江西进，鄂西会战爆发。鄂西会战中，长江咽喉——石牌成为双方对垒的关键点，担任防守石牌重任的，正是吴奇伟的江防军。石牌保卫战打了近一周，江防军将士冒着日军重炮，在参天古树和悬崖峭壁间与日军激战，誓与要塞共存亡，最终打退日军无数次冲锋，让石牌成为无法逾越的鸿沟。石牌保卫战，是抗战中中国军队为数不多的以少胜多的战例之一，它的胜利，可以说是扭转鄂西会战战局的钥匙，不仅极大提升了军民的士气，而且成功粉碎了日军侵占重庆的企图。
在解放战争中，吴奇伟临阵起义，成为广东解放的功臣。吴奇伟的抗战功绩被予以充分肯定，在纪念淞沪、武汉、鄂西会战的活动中，他的事例也被广泛提及，并入选了相关纪念馆。
邓龙光：大溃败中的一抹“亮色”
邓龙光，茂名茂南人。抗战爆发后，作为粤系老牌战将，邓龙光升任第83军军长，被派往江浙战场，参加南京保卫战。

1937年12月初打响的南京保卫战打得极为窝囊。12月12日，原本打算破釜沉舟的主帅唐生智突然下令撤退，正在各条战壕血战的国民党军队顿时陷入混乱。十万将士，要么丧命，要么被俘，逃出生天者，仅及三成。从南京全身而退的3万余人中，由叶肇第66军和邓龙光第83军组成的粤军是较为成功杀出来的。接到撤退命令时，两位长官当机立断，命令两军合成一军，以66军打先锋，83军殿后，从光华门就地突围。与其他挤在一起等待过江的国民党军队不同，这支用粤语高喊口号的部队，从战壕中横空杀出，令面前的日军猝不及防，一下子愣住了。就这样，包围圈被撕开，广东子弟兵硬是从被日军围得像铁桶一般的南京城中杀了出来。这段用铁血、胆气和智慧书写的突围历程，可以说是南京保卫战中最值得书写的一大亮点。
1939年冬，桂南会战爆发，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然而，邓龙光的表现却不错，他的阵地不仅没失，反而予敌以重创。在战事检讨会上，包括白崇禧、陈诚在内大批高级将领被问责，邓龙光则被嘉奖。1944年4月，日军发动豫湘桂大会战，国民党军队一触即溃，与之相反的是，在柳州保卫战中，邓龙光部拼死抵抗，迫使日军不能够按原计划攻陷柳州，再次成为了大溃败中的一抹“亮色”。
晚年，邓龙光随蒋介石败退台湾，在清贫闲淡中度过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