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5日上午，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在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马来西亚吉隆坡）发布研究报告，报告称：经济增长稳中趋降，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因素影响下，我国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这份报告是当天厦大与厦大马来西亚分校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联合举行“中国宏观经济高层研讨会暨‘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2019年秋季预测发布会’”上发布的。报告主要内容是今明共六个季度中国宏观经济主要指标的预测更新，及相关政策模拟结果，并提出政策建议。
这是该成果的第27次发布。经过多年发展，该中心已形成“春季在北京，秋季在海外”的成果发布模式，先后赴德国、日本、澳大利亚、英国、马来西亚等地，与著名大学或研究机构联合举办论坛、发布研究成果，有力扩大了这项研究的国际影响。
该研究基于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2006年研制的“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进行，经过多年发展，模型已升级为“第五代”，是目前中国依然在“服役的”最具生命力和影响力的宏观经济预测模型。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万广华会前表示，从中期看，中国经济增长应该具有较大潜力。第一，中国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潜力是巨大的，无论从人力资本或物质资本等角度来看，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仍有潜力。第二，中国内部存在较大城乡差距，为弥补差距能为经济增长带来潜力。从地区差异来看，也存在同样的道理。因此，较大的城乡差异、地区差异反而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意义。从近期看，虽然国家推行了一系列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其实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目前的问题不少出在需求侧，应该采取更多策略，更有力度地启动国内需求，以弥补外部需求的不确定性。他对记者表示，在这方面，最迫切的是实现无条件的市民化。这方面的方向早已明确，目前需要的是加大、加快落实的力度和速度。
新加坡国立大学曾金利教授表示，从长期看，中国经济要跳过中等收入陷阱并保持增长势头，关键是要从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转向创新驱动的增长模式，这也是未来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的来源。从政府层面要抓住科技进步带来的机遇之窗，实施新的政策和制度性改革。为此他在竞争政策、知识产权保护、贸易、教育、融资以及财政和货币政策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

预测报告内容：
报告认为，2019年上半年，中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6.3%，增速比上年同期下降0.5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稳中趋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中美贸易摩擦的持续升级开始抑制中国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及民间投资的增长；在不放松对房地产调控的政策基调下，房地产投资增速难有大幅度提升；对地方政府债务率的严格管控也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基础设施投资的快速增长。国有投资虽可在一度程度上提振投资增速，但很难扭转总投资增速持续下滑的态势。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5.8%，较上年同期下降0.2个百分点；资本形成总额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19.2%，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17.5个百分点，创下近十年来同期最低水平。在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依然没有扭转“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的情况下，投资减速对经济增长形成的下行压力将不断加大。
在工业生产方面，扣除价格因素后，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长6.0%，增速较上年同期下降0.7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工业增加值累计增长6.4%，增速比上年同期下降0.5个百分点。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累计增速收缩至-2.4%，比上年同期大幅下降19.6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利润总额累计增速萎缩至-4.1%，比上年同期回落18.4个百分点。上半年，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为39.9%，较上年同期下降0.5个百分点；二产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37.1%，比上年同期小幅提高0.3个百分点。工业生产增速趋缓以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大幅下滑，将进一步抑制制造业投资和财政收入的增长，加大经济下行压力。
今明两年，中国主要商品出口市场——美国和欧盟的增长前景不容乐观。到目前为止，包括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内的各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均呈下降态势，并位于荣枯线以下。尽管中国货币政策仍将延续稳健扩张的基调，同时财政政策也将加大力度减税降费，但是，国际商品贸易（特别是制造业产品）的减速仍将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中国对外贸易和制造业投资的增长。
课题组假定2020年中美贸易摩擦的走向可能出现三种情景：1.贸易摩擦将延续当前的征税规模和惩罚性关税等级（基准预测）；2.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并取消所有新增的惩罚性关税（乐观预测）；3.贸易摩擦继续升级、双方进一步扩大征税规模和提高惩罚性关税等级（悲观预测）。课题组应用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对今明两年中国宏观经济主要指标进行了更新预测。基于CQMM模型的预测表明：
1. 中国GDP增速“稳中趋降”的态势还将延续，增速下滑的幅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方向。预计2019年实际GDP将增长6.21%，增速比2018年降低0.39个百分点；2020年GDP增速预计将在6.02%～6.33%的区间内波动。
2. 中国经济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将有所缓解，但PPI可能面临较大下行压力。预计2019年CPI将上涨2.54%，涨幅比2018年扩大0.41个百分点；2020年CPI涨幅可能缩小至2.09%。2019年PPI将上涨0.08%，涨幅比2018年降低3.46个百分点；2020年降幅进一步扩大至-1.47%。
 3. 如果中美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那么投资低速增长的态势还将延续。按现价计算，预计201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将增长5.12%，增速比2018年回落0.87个百分点；2020年投资增速将在5.42%～7.38%的区间内波动。其中，2019年非国有投资将增长4.07%，增速较2018年下降4.25个百分点；2020年非国有投资增速预计将在5.17%～8.81%的区间内波动。
4. 居民收入增速稳中趋缓，消费增长缓慢减速。按现价计算，预计201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8.37%，增速比2018年降低0.68个百分点；2020年消费增速可能将在7.54%上下波动。
5. 在全球贸易扩张趋缓的背景下，中国进出口增长将大幅减速。按现价美元值计，预计2019年出口总额将收缩0.24%，比2018年降低10.07个百分点；进口总额将收缩0.89%，比2018年回落16.70个百分点。2020年，对外贸易增速将有所回升：出口总额增速预计将在1.9%～4.8%的区间内波动；进口总额增速可能在7.0%～10.0%的区间内波动。
6.中美贸易将大幅萎缩。按现价美元值计，预计2019年中国对美国出口增速为-11.41%，比2018年下降22.34个百分点；2020年基准预测值为10.48%，乐观预测值为7.06%，悲观预测值为-15.59%。同时，中国从美国进口增速也大幅收缩。预计2019年从美国进口增速为-25.75%，比2018年下降26.15个百分点；2020年基准预测值为8.47%，乐观预测值为12.83%，悲观预测值为-15.61%。
为了应对经济下行压力，自2016年以来，中央政府开始实施力度空前的减税降费政策，并结合“放管服”等简化行政程序、减少行政收费的普惠性降费措施，旨在通过给企业、居民减负增收，以激励其扩大投资和消费。具体来看，2016年～2018年财政政策分别实现了6196亿元、1.0万亿元以及1.3万亿元的减税降费规模；2019年上半年，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政策使新增的减税降费规模达到了1.17万亿元。在三年半的时间里，财政合计减税降费总额约为4.09万亿元，其力度已超过了2009年“四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
2017年世界经济同步复苏带动国际贸易增速反弹、2018年国内外对中美贸易摩擦的乐观情绪，叠加及时推出的减税降费政策，有效地拉动了中国制造业和民间投资的恢复性增长。其中，民间投资增速由2016年的3.2%加快至2018年8.7%。然而，进入2019年，不断升级的中美贸易摩擦急剧提高了中国出口导向型制造业企业投资的不确定性。尽管上半年出台了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政策，但制造业生产及投资增长都开始呈现减速的态势。这意味着，自2017年开始中国制造业以及民间投资增速恢复性反弹的态势将可能在2019年被扭转，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下滑的态势还将延续。
2019年上半年，外部市场需求不确定性的提高以及国内市场消费增速的趋缓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减税降费政策对企业的投资激励效应。在难以管控外部需求风险的情况下，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减税降费对企业投资的激励效应，在降税降费政策从供给端有效为企业“降成本”的同时，还需要降税降费政策从需求端激发国内市场上居民消费的稳定快速增长，从而增强企业在“去库存”之后、积极“加库存”的投资意愿。为此，课题组提出，减税降费政策的重心应由以企业为主体转向企业和居民并重，应更大力度地转向以提高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优化居民消费环境为最终目标的政策组合。
为了定量测算减税政策的宏观效应，课题组设计了两种用于反事实分析的情景假定：
情景1：仅针对居民实施个人所得税减免。假定2016年和2017年个人所得税每年减免3200亿元、共减少6400亿元；为避免因个税减免而导致的财政收入下降，进一步假定取消给于企业每年减少的3200亿元流转税减免，从而保持总体减税降费规模与这两年实际的减税降费规模一致。这将有利于测算当减税政策由企业全面转向居民个体后可能产生的宏观经济效应。
情景2：仅针对企业实施企业所得税减免。假定2016年和2017年每年增加减免企业所得税各3200亿元，同时取消同等额度的增值税减免。由于当前减税降费政策的核心是以降低流转税为主，这一情景设计将有利于测算同等规模的企业所得税减免与现实流转税减免两种政策效应的差别。
模拟结果表明，对比一定规模的企业所得税减免，相同规模的个人所得税减免所产生的宏观经济正向效应更为显著。也就是，无论是提升经济增速，促进居民消费增长，还是在激励固定资产投资等方面，减免个人所得税所产生的宏观净效应都要好于减免企业所得税的宏观净效应。具体而言，2016年和2017年，减免个人所得税可拉动GDP增速分别较基准值提高0.38和0.28个百分点；拉动居民消费增速分别较基准值提高1.17和0.94个百分点；拉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较基准值提高0.54和0.40个百分点。而相比之下，减免企业所得税在这三个方面的效果都略低。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对制造业企业以及民营经济有差别的减税降费，如针对创新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的税费减免，加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力度，特别是针对民营经济的减税降费政策，对于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微观主体活力等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从这个角度看，对制造业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减税降费应是一项具有“造血机能”的政策。这种差别化的减税降费政策应能从根本上加快推进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提升企业应对外部市场的抗风险能力。而这种“造血机能”的效应是难以通过定量方法进行测定的。
另外，通过个税减免来促进居民收入增加绝非是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长久之计。从长期看，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速的趋缓、体制性原因导致的强制储蓄倾向高企以及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占比下降所造成的产业结构转型与就业提升之间的矛盾、传统服务业比重较高形成的“高就业、低收入”现象、收入差距扩大和收入分配结构扭曲等等，均是影响居民收入长期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当前政策上的刺激和激励，应当仅是权宜之计。要真正扭转和改善居民收入增速趋缓的局面，还需要从体制障碍、市场结构、劳动生产率增长等制约居民收入增长的根本性要素入手，通过市场化改革和体制机制的突破来实现居民收入的长期稳定持续增长，进而拉动居民消费的持续稳定增长。
综上，当前减税降费政策主要从供给端为企业“降成本”，在外部市场需求不确定性提高以及国内市场消费增速趋缓的背景下，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的投资激励效应有限。为了最大化减税降费政策的投资和消费激励效应，课题组提出，当前宏观政策的重点应放在：
第一，当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减税降费等措施不应“一刀切”，应通过减税降费加快挤出无效、低效投资，促进有效投资增长。因此，应继续加大针对创新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的减税力度，加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力度，激励企业进行研发投入，从而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促进制造业的产业转型和产品升级。
第二，应继续加大对民营经济的减税降费力度，切实解决出口导向型制造业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同时，加快构建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放大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提振企业信心，稳定民间制造业投资的增长。
第三，应加大对居民个体的直接税收优惠和减免；继续推进划转部分国有资本以充实社保基金，确保社保费率稳步降低。当前在稳定缴费方式的同时，应认真落实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不高于16%。
第四，鉴于当前住房贷款规模空前扩大是导致居民负债率大幅攀升的主要原因，在房地产管控政策方面，应在总量限制国内贷款流入房地产投资的同时，坚持因城施策，发展住房租赁市场，促进地区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平衡，并加快建立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
第五，货币政策在总量控制的同时，应把重点放在调整信贷结构上，确保对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的比重稳定在60%以上，以真正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目标；同时推进利率市场化，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第六，应引导产业转型与就业提升协同发展，以实现就业的稳定增长。应更大力度扶持创业创新活动，同时推动扶持中小企业发展，进一步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并精准施策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等。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
http://cmr.xm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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