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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兵
张学兵,1972年开始，先后就职于上海球拍厂、上海文教用品总公司，后从“红双喜”进入政府系统工作。
从小学徒到领导干部，张学兵的人生道路，和“红双喜”这三个字密不可分。“我18岁进厂，在红双喜乒乓板厂工作了7年，这7年的基层工作也给了我很好的人生磨炼。”在接受采访时，如今已经退休的张学兵如此表示，“后来当了领导以后，我一直和人说，我是从红双喜走出去的，我以红双喜为傲。”
从1972年进厂，到1979年离开，张学兵在红双喜乒乓球拍厂干了整整7年。“当时的红双喜乒乓板厂还在斜土路，现在是零陵路了，我进厂以后是看着上海体育馆造起来的。”尽管已经过去了30年，但是回忆起当年在红双喜工作的情景，张学兵的记忆依然无比清晰，“那时的红双喜球拍厂还是个小厂，我记得有一年的利润是96万元，那时已经算很不错的了。”
张学兵回忆说，那时工人们一进厂，首先接受的就是红双喜光荣历史教育。“创品牌不易，守品牌吃力。不能光靠守，一定要让红双喜走向世界，那时就是我们这些人的目标。”张学兵进厂当学徒，第一年干的就是厂里最苦的活儿——炼胶工，17块8毛4分的月工资，一拿就是3年。“当时我还瘦得很，还记得进厂第一年每月的定粮是36斤，那可是重体力活儿的标准，每月都吃得精光。”张学兵说，“那时工厂的生产条件差，工作是很艰苦的，但是大家干活儿非常认真，保证每一块胶皮都要合格。”
炼胶工苦在哪里？“一个是分量重。把橡胶从炼胶的滚筒上割下来的工序叫‘出片’，要把几百斤的橡胶从滚筒上不断拉下来，腰上、手上的力量要配合起来，那个工作是很累的，我的腰不好就是那时落下的毛病。”另外，橡胶和填充剂混合在一起，也是要靠人工搅拌的，“随着橡胶越揉越多，分量也越来越重，两只手都托不住，要用肩膀去扛的。而且橡胶刚出来是热的，手烫得不得了，但是还不能戴手套，因为戴手套危险，万一把手黏住拉进机器里，可能手就没了”。除了工作吃力，另外就是污染厉害。“那时工作时粉尘很厉害，其中一种粉尘俗称‘白炭黑’，吸到肺里去对身体伤害很大，容易造成矽肺病。”张学兵说，虽然工作时都戴着海绵口罩，但是用处不太大，“每次工作完，脸上、身上全是粉尘，洗都不容易洗干净”。当了3年炼胶工，张学兵被调到食堂当管理员，又干了4年。他清楚地记得，那时工厂是请运动员来当质量检验员的，“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会请知名运动员来厂里试打，然后根据他们的意见来调整，主要是板、海绵和胶水的调整”。那时的乒乓板材料是五夹板、七夹板，胶水则主要是猪血胶水，是用新鲜的猪血调出来的。“到了夏天的时候，猪血胶水臭得不得了，但这个胶水好在什么地方呢？球比较‘吃得牢’。”张学兵回忆说，“那时拉弧圈球是比较先进的技术，要求乒乓板比较‘吃球’，不能球一到板上就跳掉了。猪血胶水做的球板就有这个特点，虽然板的分量比较重，但是球‘吃得牢’。”
张学兵至今还保留着一张老照片，是乒乓球名将李富荣来厂里开球拍鉴定会时拍的，鉴定会就在食堂里开。“那时我们和运动员接触得多，李富荣、张燮林等人的球拍都是我们为他们量身定做的。那时每一层板到底有多少分量，都是用天平来称的，要精确到多少克，再用胶水一层层粘起来，然后在太阳下自然晒干，不能用烘干的。”张学兵说，那时大家都很关心中国乒乓球队在国际赛场上取得了什么成绩，“因为他们是拿着红双喜的球拍去打的，国家队拿冠军就是我们厂拿冠军。”
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在红双喜乒乓球拍厂工作，张学兵也渐渐学会了打乒乓球。他当时还为自己做了一副乒乓球拍，并且到现在仍然珍藏着，“那时喜欢用重的球拍，我在七夹板的基础上又加了一层，变成了八夹板，也算是‘个性化订制’。加了一层板后球拍比较重，所以我就把周边磨小了一圈来减轻重量，所以我的球拍比别人的小。那时地区比赛也多，我们的工厂在徐汇区，红双喜厂队就代表着区里的最高水平”。
在张学兵看来，那时工厂条件虽然艰苦，但是工人们工作却都非常认真细致，“工作方法上，一种叫创新，一种叫坚守。从坚守传统的角度来说，我们做得很好，传承了很多宝贵的工艺。那时要创新很难，因为技术水平低，材料科学也落后，但我们把能够做好的工作尽可能做到极致”。后来离开红双喜乒乓球拍厂，去了文教用品公司工作，再到后来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张学兵的一个深刻体会是，当领导干部必须得在基层扎扎实实工作过，“在红双喜的工作经历让我懂得，只有在基层干过，才能真正了解群众的想法，才能真正把领导干部的工作做好”。
在红双喜乒乓球拍厂的工作经历，也让张学兵打乒乓球的习惯一直保留到现在，如今每周他都会打两次乒乓球，每次拿起球拍，仿佛都回到了当年在工厂里工作和打球的时光。去年，张学兵还在《新民晚报》的《夜光杯》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回忆自己与乒乓球的情缘，“题目是《我所知道的乒乓球拍》，是用‘羊郎’这个笔名写的”。他甚至笑言，自己在浦东当领导时，“最大心愿就是把红双喜弄到浦东去”。
从小学徒一路走来，几十年来张学兵一直关注着红双喜的发展，在他看来，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红双喜的今天。“过去工厂只负责生产，没有定价权，没有销售权，生产和销售是脱节的，所以大家积极性不高。因为你的产品质量再好，也就是这个价格，工人干好干坏一个样，产品做好做次一个样，没有市场信息，创新动力不足。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知道市场上需要什么产品，也知道这个产品该定什么价格，大家的工作积极性和创新主动性就上来了，所以红双喜才走上了高速发展的道路。”
本文选自《小球大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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