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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座灯光依旧明亮的“窗口”——作家莫伸印象作者|董惠安
作为乡党，我对作家莫伸仰慕已久。但有幸能和他坐在一起并对他做一次访谈，还多亏了诗人、深圳《秦风》杂志社长祁念曾老师的安排。采访是在西安大雁塔广场附近的一家陕西风味餐馆中进行。印象中的莫伸年轻干练，精力充沛，但并不张扬，总是一副在深邃的思索中奔波不停的模样。此时坐在对面细看，发现他刚毅的脸上已经挂满岁月的风霜，他已经68岁啦，从行者已经成为长者，可他事业的脚步仍旧在生活的山野荆棘中探寻穿行。他把自己铸成了一块金砖莫伸的《窗口》为我所知，是我大学期间从收音机听到的改编于同名小说的广播剧。1978年和他一起的斩获首届小说奖的获奖者，有的已经淡出文坛，但他依然安贫乐坛，矢志坚守。汹涌的商品大潮没有改变他的初衷抉择，扑天的风花雪月没有影响他的理想信念。从1977年发表第一篇作品《人民的歌手》以来，他的灵感犹如山泉喷涌，先后发表长篇小说《远山几道弯》《尘缘》《权力劫》，长篇纪实文学《大京九纪实》《东欧纪实》《一号文件》等。其中《一号文件》于2018年被改编拍摄成电视连续剧《黄土高天》，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几十年风雨兼程，他的作品灿若繁星，内容涉猎工农城乡、官场江湖，题材不断出新，视野不断拓宽，质量不断飞跃，境界不断升华。当别人站上商品潮头大抢文学热门题材并大赚钞票时，他总在寂寞冷清中奔走在“乡间小路”和曾经熟悉的铁道线上；当有人热衷于跻身官场在主席台上抖出一脸的荣光时，他却习惯于坐在纯文学的“冷板凳”上；当别人回避社会矛盾逃避社会责任时，他却义不容辞地肩负起文学的使命和担当；当别人早把文学“敲门砖”弃之门外时，他却把自己铸成了一块中国文学的“金砖”。如今已经年近七旬的他，仍然以当年从事车站装卸工时练就的身板和意志，跋涉于山间乡道上，坚守着文学影视服务于社会和人民的阵地。不舍的“家国情怀”
太白文艺出版社编辑党晓绒回忆她邀请莫伸撰写《一号文件》的情景时写道——2010年6月，经过电话预约，我正式登门拜访莫伸老师，跟他详细讲述了我策划《一号文件》这部农村题材文学图书选题的缘起、初衷和设想，以及我几年来为此所做的前期准备工作和找到的一些图书和资料等。当我郑重地邀请他担纲这一重大选题的作者时，他是那样的激动，那样的侃侃而谈。对于“三农”，对于“一号文件”，他有话要说！甚至连委托创作的合同都没有签订，莫伸老师就推掉了几家带着定金前来求写剧本、求拍影视剧的邀约，推迟了手头正在做的一些事情，很快投入了收集资料、采访和创作中。他说，我们有必要沉下心来，到农村中去走一走看一看，到农村中去住一住想一想，进而把我们的所见所闻以及对这一切的思考呈现给广大读者。此后，我进一步完善选题方案，并择时申报项目，莫伸老师则迈开了去往各地农村的双脚。莫伸何以对反映农村社会变化的《一号文件》有如此浓烈的兴趣呢？曾经的知青插队生活，虽然时间不长，却为莫伸的人生轨迹打下了深深的印记。这也是他后来采写的长篇纪实文学《一号文件》的思想根基。莫伸在谈到插队和创作《一号文件》的关系时谈到——这本书实际上是我多年来对农村和农民关注思考的结果。1968年，我作为知识青年下乡到当时的宝鸡县天王公社十二盘生产大队，1972年离开插队的地方，至今已有40多年。这中间除特殊情况有一两年没回去，我几乎年年都回去，有时候一年回去两次甚至三次，回去了就住在农民家。记得插队时，我们知青住的房子是村口第一家，前边是个打麦场。同组的下乡知青中，我是最后一个离开的。走的那天，村里不少人事先得知消息，都在打麦场等着送我。老房东家的孩子刘文忠当时只有一两岁，他娘抱着他，眼泪汪汪地说：“你走了，啥时还能回来呀？”当时我的眼泪刷地就出来了。那时大家经济上都不富裕，根本没有什么能力帮助谁。但是我心里就模模糊糊地有一种想法，觉得这里给了我许多温暖，我不应当忘记这里。因为常来常往，十二盘村就成了我的第二故乡。40多年来，我目睹着改革开放后农村的发展和变化。以刘文忠家为例，他现在近50岁，就凭着两口子踏实本分的劳动，供出来了两个大学生，去年还买了一辆小汽车，房子先是从土坯房盖成了砖房，又从砖房盖成了二层楼。我亲眼看着他们家、看着十二盘村农民的生活在不断进步，这让我感到欣慰和激动。也正是因为持续40多年对农村生活的关注，当太白文艺出版社副总编党晓绒（她也是《一号文件》的编辑）问我有没有兴趣写一本农村的书时，我当时就答应了。多年来，中央发布的“一号文件”很多都与农业相关，它们以神奇的速度和力量改变了此前中国人吃不饱饭的状况，决定了亿万农民的命运。这中间包产到户是历史转折时期农民的实践，也是农民的创造，党和政府肯定了这个实践和创造，意义太大了。长期的农村观察和农村调查使我深深地认识到，在中国农村怎样发展的问题上，不能理想主义，不能违背社会规律，尤其是不能不切实际地、人为地构思和设计“乌托邦”。现实生活太复杂了，面对这样一种复杂，一定要遵循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向前走，这太重要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就再也没有饿肚子，粮食产量年年都稳定地处在安全线上。2017年全国粮食总产量继续保持在6亿吨以上，这太了不起了。这个了不起是从哪里来的？是政策带来的。我在农村采访时，一位老人深有感触地对我说：“政策是万善之首。”短短一句话，包含的内容太丰富、太深刻了。回顾改革开放40年走过的路并不平坦，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因此每一步前行都是在探索。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通过40年的努力，使几亿农民脱贫，从这个意义讲，写这样一段历史，非常值得。也因此，我始终认为《一号文件》这本书，是截至目前我所有作品中最重要的一部。敢说真话，是莫伸发自内心的坚守。他在《一号文件》中真实地写出了“极左”政策对中国农业造成的巨大伤害，给农民带来的巨大创伤，也如实地写到了农村中逃荒要饭直至饿死人的状况。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陈忠实阅读全书后，专门写下了文章来评价《一号文件》和莫伸——书中记述的典型人和事，以其无可置疑的真实性，奠定了《一号文件》独有的史料性品格和价值，为需要了解中国成长道路的人，提供了珍贵的原生态材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莫伸成就了超越文学的功勋性创作。莫伸在创作中不但敢于直言，也敢于涉足敏感话题的禁区。在这里，不能不补充说说陕西户县农民杨伟名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上书省委、中央的万言书《一叶知秋》的故事。《一叶知秋》的主题是克服困难时期农村“一大二公”体制带来的严重弊端，提出要实事求是，要像当年党中央主动撤离延安一样，在客观条件完全不具备的条件下，不能硬着头皮光讲“进”，而应当大胆“退”。他具体地提出：克服困难的重要措施应由以人民公社大队或小队为核算和分配基本单位的体制，退回到更初级，也更符合现实生活的形式，同时在中国乃至世界第一个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雏形。此建议开始受到省委及许多人的赞同，后来受到中央高层严厉批判。杨伟名在“文革”中死于非命，而改革开放时代他的建议成为农村联产责任制的重要参考。然而《一叶知秋》和杨伟名的遭遇依旧是敏感话题和思想禁区，许多作家对杨伟名的故事只能敬而远之。甚至陈忠实都欲写杨伟名而无奈作罢。但莫伸思考再三，还是坚决把杨伟名的事迹和思想光辉写进《一号文件》之中，引发社会乃至整个民族沉重的思考。陈忠实坦言道——读着纪实文学《一号文件》，我曾几次发生某种颇为刺激的自愧性心理反应。莫伸写到的几个人和几件事，我也曾接触过，原想做点文章，却未能做成，留下遗憾。尤其是莫伸在《一号文件》开篇首章所写到的户县杨伟名的事迹，让我竟有一种冲撞性的感受。几年前我曾专程住到户县了解杨伟名的事迹，确也获得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却终于未能有所作为，至今觉得遗憾。读到《一号文件》里关于杨伟名的文字，我感到欣慰，一个具有科学思维又兼无畏品格的堪称伟大的关中农民杨伟名，得到了张扬，我因此而感谢且钦敬莫伸。”陈忠实还称赞莫伸的作品反映出为“为生民立命”的思想境界，彰显出了“超越史料的文学品格”。坚守求真求实精神
这些年来，荧屏银幕上充斥着光怪陆离的宫廷剧、言情剧、谍战片等等，主旋律作品门庭冷落，莫伸的作品大多以歌颂生活中美好的人物和事物为主，这样的路径不能不说面临着一种困惑。也有不少机构和个人携金钱和诱惑而来，希望他拿出“热门”的迎合票房价值的东西来。作为曾经担任西影厂文学部主任和陕西作协副主席的他，却始终不为名利所动，坚持自己让别人看来“纯属迂腐”的信念，推出的作品是纪实文学《大京九纪实》、电视连续剧《郭秀明》，电影《支书和他的媳妇》等。从2010年开始，自编自导了两部电影。其中有代表性的就是在汉中拍摄的、反映西北联大的电影《古路坝灯火》。“西北联大”对于当今的年轻一代完全是陌生的概念，他们甚至对从其中走出的被授予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师昌绪等许多杰出人物也并不熟悉，莫伸希望通过《古路坝灯火》让年轻一代不忘这些中华民族的功臣。有记者问他：您的作品大多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讴歌社会进步，讲述中国故事。请问您是怎样选择创作题材的？又有哪些创作体会？他这样回答道——我在创作上主动去选择题材的时候少，被动的时候多。比如写《大京九纪实》，是铁道部邀请我去写的，起初我不想去，因为行程两千多公里，而且需要不止一次地去跑，确实太难也太累。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觉得这是件好事情，因为总是把自己关在家里，生活圈子和生活视野就狭窄了，而去铁路建设工地采访，这不仅是写，同时也是在看和听，这就不知不觉中开阔了自己的眼界，也开阔了自己的思维。就我个人而言，我还是很感谢这样一种邀请的。至今我常常想，如果说我对生活和社会有一些认识，那么这种采访经历对我提高认识有着极大的好处。它帮助我理性和客观，帮助我站在不同的角度来对待和认识生活中的种种。尤其是它能提高自己的站位。生活中无论做人做文，都离不开站位。站位高，对事物就看得准确，就能够理性，就认识得全面和透彻。我发现人们认识问题之所以存在着很大的差距，首先就在于站位的差距。80年代我写大秦铁路建设时，这条铁路是运煤的专线，专门往秦皇岛港口运输煤炭，再通过海轮把煤运到南方沿海，以保证沿海一带的发电需要，进而保证了沿海企业的发展。可以说，一条运煤铁路，支撑起半个中国经济发展的能源需求。但是在当时，人们并不这样认识问题。记得我采访大秦铁路期间，有的人就激烈地抨击这条铁路，说这条铁路是卖国路。为什么？因为这条铁路运输出来的煤有很少的一部分卖给了日本。这就引发出强烈的“民族义愤”，并且认为自己代表着真理，代表着正义，代表着对问题的正确判断。今天回过头来看，多么片面！我之所以没有陷入到这样一种认识的误区，就是因为通过调查了解，扩大了自己的视野。当时中国煤炭不仅是东南沿海发展经济的急需，也是百姓生活的急需。其他不说，如果没有高速度大能力的煤炭运输，南方城市不要说发展经济，就是居民生活用电都得不到保证，连最基本的空调和电扇都用不成。有些年轻人不相信，说空调和电扇能费几度电？他们不明白，当年任何一座城市的人口都远比现在少得多，当年任何一户人家的用电都比现在少得多，但是仍然三天两头停水停电。以陕西为例，当年陕西铜川是产煤重镇，西安和宝鸡都距离铜川很近，但仍然三天两头停水停电。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不是改革开放，中国普通百姓们可能至今不能享受到空调冰箱这一类“奢侈”品，所以这些事关国民经济发展大局的建设项目具有多大的意义，许多人可能直到今天也还没有被正确理解。“目前您正在着手哪一部作品？”我问道。“我刚刚从汉中回来，那里有好多非常有意思的题材和素材。”他告诉我：这次去汉中，是去了解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一件事。在国难当头的关键时刻，杨虎城在爱国人士杜斌丞及中共地下党员宋绮云等人的说服下，审时度势，准备派出密使，去川陕交界处联络红军，争取与红军签订互不侵犯、共同抗日的合约。后来通过密使武志平的努力，最终与红军建立起联系，并建立了秘密交通线，从而使得杨虎城的17路军与红军紧密配合，不仅走出了联合抗日的第一步，而且为红军的壮大发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尤其是双方的日益走近，为日后发生的“西安事变”奠定了基础。永远在思索
文学评论家李星认为，莫伸是用他的良知和真诚，用他积累了半生的观察和思考，深思熟虑地在写作。有人曾把莫伸定位为“知青作家”“农村题材作家”或者“铁路文学作家”，这不免偏颇。其实，几十年间他通过跨行业、跨国界的行走，脚踏祖国山河，深刻了解国家崛起变化之情，走出了一条“作家——行者——思考者”的轨迹。当他往返于城乡之间时，《远山几道弯》和《一号文件》就孕育而成；当他走进毛乌素沙漠的煤层深处时，他就提出了“国家工业化进程值得作家关注”的问题。2018年，他的电视连续剧本《风起毛乌素》从众多作品脱颖而出获得二等奖后，他告诉记者——这个电视剧本是根据作家亚东的长篇小说《风起毛乌素》改编的，我去陕北煤矿看到煤炭行业的现代化程度，非常吃惊。和原来想象中和印象中的煤矿企业完全是两个概念。过去的煤炭工作属于文化层次比较低，劳动强度很大的工作。现在的煤炭行业里则有很多的大学生，井底下基本上很少人工采煤，基本上是电脑操控，在工作室内就可以实现遥控指挥。无论是从安全，还是从效率来讲，都有着很大的变化。可以说，现在100个人的效率，远远超过了从前10000个人的效率。这太了不起了！所以我心里很有感触，也促使我把这部小说改成了电视剧本……对我来说，获奖已经是次要的，我还是希望写一些对社会有意义的、能够促进人们思考的作品。前文讲到，对大秦铁路和京九铁路的采访，让他对改革开放和国际贸易有了新的见识。特别是对日美贸易的新见识。他客观地说——改革开放中，日本对中国是提供了许多援助和支持的，这不能否认。无论于资金还是技术。中国卖给日本一些煤，不仅是日本的需要，更是中国自身的需要。中国急需外汇，以购买发展中必需的技术。那时候传出来许多言之凿凿的谣言，说美国和日本明明有大量的煤炭和石油，但人家就是不开发，要留给子孙，人家是专门买其他国家的石油和煤炭，买去以后埋在地下储藏起来。说得有鼻子有眼。最近中美贸易战一打，马上就明白了，美国对中国有一条很重要的意见，就是中国为什么不购买美国的石油和煤炭？坦率地说，我们身边不少人的思维不说是自私的，至少是狭隘的。这种狭隘的观念，常常让我们自绝于世界潮流之外。它常常会造成对国家一些非常正确的政策不理解，甚至强烈抵制。自改革开放到苏联解体前，他曾几次赴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考察访问，前后26年的感想与纪实汇聚一册，完成了《东欧纪实--从多瑙河到伏尔加河》的长篇纪实文学。他通过敏锐的观察，深邃的剖析，生动形象的笔触，以“讲故事”的叙事方式，记录了自己先后两次在苏联和东欧的经历与见闻，同时也发出了自己的思考和见解。这本游记以六大篇章三十万字的篇幅，从一个侧面映证出中国走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也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对中国稳妥而渐进的改革进行了热情的讴歌。其中“思潮激荡中的红场”“齐奥塞斯库的悲剧”“阵痛中的罗马尼亚”等篇章，对苏东巨变有着直观的认识和颇具前瞻的思考，而“跳出国门看中国”则对中国能够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迅速崛起，表达出深深的欣慰之情。这些不平凡的经历与思考，使他的作品蕴含了深邃的思辨力。……采访与进餐同步，言谈伴随着陕味。作为祖籍江苏无锡的莫伸，像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已经深深植根于汉唐故地了。但从他的作品风格中不免兼有北方的粗犷豪爽和江南的精致细腻。在大雁塔广场多彩的夜色中握别时，我蓦然感觉到，这位在装卸工岗位上跃上中国文坛的猛士，虽暮年却壮心不已，依旧志在飞腾。而我，早已不是四十年前躺在大学架子床上聆听广播剧的文学青年，然而，望着莫伸远去消失在夜色中的身影，仿佛当年曾照亮我文学情心的“窗口”，依然透出明亮的灯光…… 入驻作家   
作者简介：董惠安，男，汉族，祖籍辽宁海城，生于陕西宝鸡。喜好撰写嬉笑怒骂之文，虽形体归于单位，但精神属于文化浪人群体。1983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1997年加入陕西省作家协会。2000年以来在网络上发表纪实文学《一个东北军后代的回忆》、长篇小说《书生沦落半官场》、《谁主公平》，在报刊发表大量针砭时弊之杂文，并公开发表历史政论专题片脚本《追寻盛唐雄风》、社会调查大纪实《大创启示录》、长篇小说《神泉》、《斜谷》等。常因愤世嫉俗而难融于官场，而更因酷爱文学而蛰伏于职场。现受聘于西安外事学院，从事创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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