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斯尼乐园:一个乌托邦城市空间-IO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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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斯尼乐园:一个乌托邦城市空间

阅读量：3865712 2019-10-28

高迪内（Mark Gottdiener）是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社会学系教授，研究城市社会学，符号学，文化研究，著述包括《城市空间的社会生产》（The Social Production of Urban Space），《霸权和大众文化》（Hegemony and Mass Culture）等。下文选自《后现代符号学：物质文化及后现代生活的多种形式》（Postmodern Semiotics, Material Culture and the Forms of Postmodern Life）。高迪内在此将迪斯尼乐园视作一种后现代文本或一个后现代符号，并按照葛兰西的权利关系理论，以话语符号学方式加以分析，可称为当代文化分析的范本。

《二十世纪西方文论》
朱刚编著
迪斯尼乐园作为一个特定的地点和主题公园，最近以其典型的后现代情境受到关注。例如，波德里亚认为迪斯尼乐园和它四周的洛杉矶市并无分别，因为美国的建筑环境就是纯粹、简单的模仿。他认为：
不再是以假象虚拟现实的问题，而是要掩盖这一事实，即真实并不真实、真实不再存在……迪斯尼乐园被当作一种想象之物推出，以使我们相信除此之外皆为真实。其实，环绕着它的整个洛杉矶和美国都已真实不再，而是纳入了超现实和仿像的秩序。
其他评论者虽像波德里亚那样陷入极端的简单化，却也宣称迪斯尼具有某种后现代特性。他们知道乐园建造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但是他们提出，它证实了一种建立在想象之上的、“后现代”影像驱动的文化，方才如此流行。这种分析模式并不将迪斯尼乐园作为物质文化现象来处理，而是带着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特征。也就是说，分析的主题不是迪斯尼乐园，而是后现代主义，这类分析的目的也不在于阐明乐园体验，而是意欲将后现代主义的种种特性归咎于这一建造的空间。总之，这类写作属于一种意识形态，让分析者的认知能力享有特权，而忽视该建造空间的物质内容和它在使用者的日常体验中所起的作用。后现代阐释者所忽视的，相反正是社会符号学者所要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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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特·迪士尼站在洛杉矶迪士尼乐园规划图前

经济学
迪斯尼乐园呈现出丰饶的幻象。在一次性付出入场费之后，游客们可以尽情享受大把的娱乐机遇。八十年代之前，全程游览被分割成数小段线路，收取不同的费用，有些线路价格相对昂贵。洛杉矶城市商业区从1981年7月起实行人均二十多元的通券付费方式，允许游客们无限制地游览任何线路——―这是真正的丰饶，只要付得起入场券。
在主题公园空间里，阶级差别被降至最低程度乃至可以忽略，因为穷人已被入场券的价格过滤掉了。在这个世界里，财团控制是善意、甚至慈爱的。游览线路是被“送予”、“馈赠”和“呈献”给您的。这些附加的形容词谦逊而不张扬。他们以礼物的方式奉送，从而令人想起部落社会的传统经济。在此难以察觉的潜在含义是，这样的殷勤是互惠互利的。在洛杉矶则相反，我们有着后期资本主义越来越明显的阶级区分、不平衡发展、以盈利为目的的生产、和资本积累的周期性危机。那里还有“象征的交流”和影像驱动文化，礼物不过是意义的微小或“死去的标志”。
在洛杉矶的环境里，任何事物都标有价格，而且因为通货缩胀的缘故，价格还在不断上扬。在乐园之外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预算掌控着一切。在那里，财团控制是掠夺而非慈爱的。
建筑
迪斯尼的建筑空间是令人愉悦的。每一座大厦都有其象征价值，正如古代和中世纪的城堡有着各自的象征意义一样。迪斯尼乐园作为最成功的主题公园，帮助开辟了后现代娱乐文化。它是无与伦比的游乐之城。相反，洛杉矶的建筑空间拥有的意义有限。它是弗朗索瓦兹·萧伊所称“亚重要的”，即意义萎缩且大多仅限于表现工具功能。洛杉矶的住宅是资产和社会地位的符号载体，建造的目的在于盈利。住宅设计墨守成规，遵守分区和建造的符码规范。商务建筑按功能设计，建设成一个个中心地区，只有唯一的符号学价值（即单义性），即单调的生产和消费行为本身的意义。

政治
迪斯尼乐园还是集体决策的习作。社会控制的目标是移动。由于人群不断地流动，个人的自主决定权变得无关紧要。而且，人们很快就从游乐中遣送出来，快得来不及思考是否应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改变游览线路。这种参与不会带来任何社会变动，就像观众和某个强大的宗教或政治领袖例如总统在一起，类似孩子们对成年人给予的所谓“优待”的理解。你有幸获得了许可参加某个特别的活动；该活动是否令你满意并不重要，因为许可本身就是它的回报。与之相符，迪斯尼乐园甚至提供这样的特别机会，让游客访问他们“最伟大”的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凭借水压和塑胶技术使之活动，让这个克隆的林肯形象有声机器人显得栩栩如生。
最后，迪斯尼乐园颠倒了家庭权威的结构。无论什么阶级，大多数家庭都听从成人的指挥，即使以子女为中心的家庭也不例外，而参观迪斯尼乐园显然是为了儿童（或游客被赋予了儿童的地位）。在这里，儿童有权指挥成年人。总是由他们来选择游览的地方、食物和日程安排。在自己后代的眼睛里，父母成为陪护者或是追求替代性刺激的人。一旦出了公园，回到洛杉矶的平凡世界中，父亲就返回到“家长”的角色，父母又承担起各自把孩子“抚养成人”的家庭职责。
总之，迪斯尼乐园的城市氛围创造了一个远离日常危机的世界；远离不平等的阶级社会带来的病态城市体验，如贫民窟、少数裔居住区、犯罪等。这是一个方方面面都很安全的地方，与普通市民甚至在私人住宅不得不采取安全防范措施形成鲜明对照。迪斯尼乐园把人们揽入慈爱的财团秩序之中。它提供娱乐，并且是发泄隐秘的幻想生活的渠道。游客们假设自己是徒步流浪者，加入到自编自导的娱乐节日中来。对儿童来说尤其如此，他们也许有生以来第一次品尝到这种自由的滋味。和洛杉矶相反，迪斯尼是一个游戏的、乌托邦的建筑空间，尽管它也有着自己的功利目的和控制大众以求营利的负面特征。作为一个被象征和想象占据的空间，它拥有一种“启迪的潜能”，在此奇异的事情能够并且总是正在发生。
诸如“边疆园”、“冒险乐园”、“未来园”、“新奥尔良广场”、“大街”之类的能指可以这样与象征“资本主义面貌”的能指联系起来：
●边疆园——掠夺性资本主义
●冒险乐园——殖民主义/帝国主义
●未来园——国家资本主义
●大街——家庭和竞争性资本主义
“熊国”（现已关闭）仿佛是“那个乡村”或“荒蛮的乡村生活”的能指，而幻想园则指以神话形式出现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在上述联想式的解读中，迪斯尼乐园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幻想世界，类似资本主义家庭影集，记录了资本主义在美国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形象，并为迪斯尼公司的幻想提供主题。迪斯尼乐园的空间就这样伴随着城市建设和房地产的发展，被这种意识形态从形式上生产出来。
然而这样的分析仍然留下了一个疑问。迪斯尼乐园一度是美国最受欢迎的地方（现已被位于佛罗里达州的迪斯尼世界所取代，面积是乐园的十倍，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地方），每年接纳的游客甚至超过这个国家首都的纪念碑。但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还有很多其他展现形式，甚至还有其他同等规模的乐园为人们提供“幻想”之旅。事实上，美国最大的两家乐园——诺氏果园和魔山，他们在规模上都超过了就座落在洛杉矶地区附近的迪斯尼。

因此我们必须质问，为什么唯独迪斯尼乐园远比其他公共游乐场所更受欢迎，虽然那些乐园同样也可以解释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体现？我的看法是，迪斯尼乐园不仅是资本主义意象的表演场。从社会符号学的特别视角出发，我们需要将此空间与其创使人沃特·迪斯尼的个人背景和创办意图联系起来。迪斯尼乐园的一份宣传册中这样声明：
迪斯尼乐园的梦想早在1955年以前就在沃特·迪斯尼的天才头脑中诞生了。作为动画产业的先驱，沃特发挥了自己对大众娱乐的直觉了解。女儿们年幼时，沃特曾带她们参观后来称之为“非常不尽人意”的当地游乐园。他感觉应该建造一个让父母与孩子同乐的地方。他希望迪斯尼乐园能让“人们体验到一些生活的奇迹和冒险的乐趣，并因此觉得生活更加美好”。
上述观点显然属于促销语，但却构成了某种话语的一部分，其中心就是使个人确定的游乐园能指价值成为规范。本话语研究可能先从关于迪斯尼生活背景的促销文献和他眼中的该空间的产生入手，然后再考察对迪斯尼思想的更详尽的分析。这种方式避免了独立分析家们过于个人的、而且往往是完全印象主义式的乐园“阅读”。
熟悉迪斯尼的个人生活背景，有助于对产生了游乐园能指的潜在符码做出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外的另一种解释。关于迪斯尼个人生活的文献暗示，迪斯尼乐园也可以“解读”为沃特·迪斯尼对逝去青春的幻想般的再现。迪斯尼乐园与迪斯尼所设想的朴实的、利于儿童成长的小镇氛围息息相关，这也许是乐园受到欢迎的原因之一。因此，迪斯尼乐园位于两个重叠而又稍许矛盾的语义场的交叉点，一个如上所述是资本主义多种面貌的意识形态体现，另一个是其创造者个性化的自我表达。乐园由一个公司创造，并与其他公司相连；但它同时也是一个独特天才的艺术生产，之所以可以持续给数百万人带来欢乐，正是因为它能够凭借演奏个人的主题，引起观众某种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