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军旅警营公众号
 阅读更多军旅美文

来源：新志荐文《东北战场的回忆》

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
8月9日,毛泽东主席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宣布我国抗日大反攻的到来。
8月10日,朱德总司令发布命令,令各解放区部队向其附近的日军、伪军、伪政权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装。”如遇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
8月11日,朱总司令又发布第二号命令,要我冀热辽军区李运昌所部,即日向热河、辽宁、吉林进发,配合苏军作战,收缴敌伪武器,接管东北城市,建立人民政权。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同志接到命令后,立即在丰润县大王庄召开党政军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詹才芳、李中权、张明远、朱其文、苏林燕、李子光和我。会议讨论制订了执行总部第二号命令的方案。
决定:冀热辽军区部队,抽调1.3万多人和两千多地方干部,分三路挺进东北和热河。舒行、李子光同志率领十四军分区的十三团和挺北支队共两千多人,为西路挺进军,从兴隆、围场两地出发,向承德方向进军;赵文进同志率领十五军分区的十一团和五十一团共3000余人,为中路挺进军,经喜峰口出关,向凌源、北票、赤峰方向进军;我和唐凯同志率十六军分区向沈阳、吉林进军。当时,我在十六军分区任司令员,由我同分区副政委唐凯、冀东东北工作委员会组织委员张化东组织东进部队工委和司令部,带领十二团、十八团、七区队、侦察连、特务连、前锋剧社、教导队、一部分地方干部和朝鲜义勇军支队,计4000余人,从冀东抚宁县台头营出发。我军挺进东北要经过的第一道关隘是出海关,该镇是华北通向东北的咽喉要道,公路铁路横贯其间,倚群山而濒渤海,地险城坚,易守难攻,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日寇占据山海关达12年之久,修筑了许多城防工事,并经常从这里派出部队对我根据地进行扫荡、清剿。我考虑只有攻占山海关,才能切断敌人的交通命脉,敞开挺进东北的大门,同时还可以利用火车运载部队快速向沈阳进军。
为防秦皇岛守敌增援,免遭腹背受敌,我们决定先绕出九门口。大部队经过连日急行军,占领了榆关镇和石门寨煤矿,于28日出长城要隘九门口,接着在绥中县前所,解除了100多顽抗伪军的武装,接管了前所。这时,军分区副参谋长罗文同志派人送来一封信,说他的先遣部队已接管绥中,并与苏联红军取得了联系,苏军准备在第二天来前所与我们主力会合。
30日上午9时,苏联红军50多人乘7辆军车,带1门火炮,1部电台,来到前所。我军在马路两侧站成四路纵队,热烈欢迎苏联红军,我与唐凯同志和苏军上校部队长热情拥抱,此时“苏联红军万岁”、“乌拉”的欢呼声此起彼伏。双方互相介绍情况后,我们建议共同攻打山海关,苏军同意我们的意见。我和唐凯带1个警卫排乘苏军汽车向山海关开进,来到山海关东山的1个小山头上,摆出军用地图,研究作战方案,并与苏军联合派出代表,我们派1名侦察参谋董占林,苏军派出1名上尉乘苏军吉普车,两次前往山海关日军司令部,递交敦促无条件投降通牒。但
日军借口华北派遣军司令下村定大将奉有蒋介石的命令,山海关不归“满洲国”管辖,拒绝投降,要把武器交给国民党军队。
我们从望远镜中清楚地看到,山海关城门紧闭,四周布满堡垒和防御工事,城墙上全副武装的日、伪军来往巡逻。面对垂死挣扎的敌人,我军在山海关东门外绑扎云梯,做好攻城准备,决心坚决消灭顽敌,以武力光复山海关。
下午四五点钟,我们向山海关发起总攻。杨树元,刘光涛指挥十二团,以火车站,桥梁厂为主攻目标:周家美、吴宗鹏、马骥指挥十八团,以“天下第一关”城门为主攻目标。苏军配合我军作战。形成夹击态势的十二、十八两团的勇士们,在强大火力掩护下,前赴后继,英勇突破敌人火力封锁,迅速冲进城内,与敌展开短兵相接的搏斗。日军在我正义之师的有力打击下,向秦皇岛方向狼狈败逃。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我军占领了山海关。这仗除毙伤敌人一部分外,俘虏日军250多人,伪军1500多人，收缴了大量武器装备。
山海关的光复,受到了党中央的重视。9月6日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报道:“华北军事要地山海关及沦陷十二年的榆关镇,为我军光复。”
山海关的光复,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使华北和东北解放区连成了一片,打通了关里关外的交通,为我军后续部队进军东北开辟了道路。
随后,军分区副司令员李道之、政委徐志和十六地区专员于明涛带领第二梯队进驻山海关,进行全面接管。我们将七区队留下作为山海关卫戍部队,并着手挺进沈阳的组织准备工作。在山海关铁路工人帮助下,9月3日我们乘坐由前后两个火车头、挂有40多节客、货车厢的“混合列车”,浩浩荡荡向沈阳进军。车上红旗猎猎,车厢四周贴着红红绿绿的标语,在阳光辉映下越发显得光彩夺目。战士们在车厢里挂上荣获的锦旗、奖状,整个列车洋溢着节日般的欢乐气氛。站台上欢呼声、笑语声、歌声响成一片,解放了的山海关人民怀着炽热的盛情,欢送未下征鞍的子弟兵,祝愿他们进军东北,马到成功！
列车每到一站,我们都留下一部分部队同志会同随军地方工作队一起进行接管。记得我军开到锦州的时候,伪满国兵两个旅,约7千多人企图抵抗,刚一接火,即慑于我之军威,迅速放下武器投降。我们留下十八团接管锦州,其余乘车从锦州出发,一路无阻,于9月5日上午8时许到达沈阳。
沈阳是东北的交通枢纽,重要的工业城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是我东路部队挺进东北的主要占领目标,我们来到之前,苏联红军已在8月21日解放了沈阳。在8月14日,苏联政府已同国民党政府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条约。根据条约,苏联红军不允许我军进驻沈阳。

列车一进站,我便去苏联红军沈阳卫戍司令部谈判。卫戍司令员卡夫通少将见我们没有军衔,认为不是正规部队,无权接管沈阳。我向他介绍了我军的情况,告诉他,我们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领导的部队,八年来一直在冀热辽广大地区坚持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现在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们遵照延安总部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到东北配合苏联红军作战,接管东北城市,维护社会秩序,这是顺理成章之事。也许我们临时雇请的翻译水平不高,没有把我的话译明白,卡夫通少将无端发了一通气,第一次谈判没有结果。
部队只好呆在火车上,第二次我又去找他交涉。我的态度也强硬起来,对他说,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本是兄弟党关系,是反法西斯斗争中的战友,你们不让我军进驻沈阳是不妥当的。由于卡夫通不肯让步,我向他提出了抗议。谈判还是不了了之。第三次,我和唐凯同志再和卡夫通谈判,我们建议不用中国翻译,用苏联翻译。
苏军部队政工领导人格拉辛柯接见了我们,他认为我讲的有道理,同意我们在沈阳站下车,让部队驻在远郊苏家屯。当日下午5点钟,部队下了火车,在车站广场集合。战士们精神饱满,一身崭新军装,军容十分严整。自解放山海关后,我们全换上了日式武器装备,每连配备9挺“歪把子”轻机枪,9门掷弹筒,120支“三八大盖”，每个战士一顶钢盔,子弹带换上了子弹盒,2000多人排成四路纵队,苏军派了两辆装甲车在前面开路,我们的队伍雄赳赳、气昂昂开向苏家屯。沈阳近百万工人、学生和市民潮水般涌向大街,房顶、阳台上也站满了男女老幼。
人们挥舞彩旗,高呼“欢迎八路军进驻沈阳”、“抗战胜利万岁”、“永远不当亡国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民解放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八路军万岁”等口号,夹道欢迎我军。人们向我们队伍投掷着花簇,把帽子抛向空中,掌声、欢呼声响彻云天。欢腾的人们前呼后拥地同我们一道前进,热烈的气氛达到了高潮。苏军看到我们队伍整齐威武,深受群众拥戴,非常震惊。卡夫通马上改变了怀疑和轻视态度,即派一名上校乘吉普车迎住我们,通知部队,不必去苏家屯了,改住沈阳市小河沿。这位上校还亲自给我们指定驻地,我们指挥部设在一所小学校里,部队借住民房。从此,我们在沈阳站住了脚。
第二天,苏军沈阳卫戍司令部又派两名上校通知我们说,莫斯科来电,进一步证实你们确是毛泽东领导的抗战有功队伍,可安心在沈阳。
第三天,在苏军驻沈阳大和旅馆第六集团军司令部,军长塔那哈诺夫和格拉辛柯设宴招待我和唐凯同志。当时在场的有苏军第六集团军负责人克拉夫钦柯大将及其夫人,还有军委委员杜曼宁中将。他们向我俩介绍了陪同会宴的陆军军长、炮兵军长和坦克军长。他们亲热地称我们同志,并尊称我俩为将军。他们说，苏联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有外交关系,又签订了中苏条约,所以你们进驻沈阳受到限制。但我们是共产主义者,目标是一致的,碍于条约限制,你们最好不要称八路。为了顾全大局,我与唐凯同志同意苏军意见,并共同研究决定,部队对外暂改称“东北人民自治军”,由我任司令员。他们还说准备通知所有苏军部队,东北人民自治军所到之处,都可接管,不得阻拦、限制。
然后,我们组织了沈阳卫戍司令部,由我任司令员,唐凯任政委,汤从烈任政治部主任。我们相继接管了沈阳兵工厂、仓库、军用被服厂、水电公司、邮电局、银行和广播电台。并利用电台报道我军挺进东北的重要消息;大力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规定;反复播放《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革命歌曲,以及转播新华社的重要新闻。又派部队进驻东北三省其它主要城镇,进行接管。
当时,沈阳局面十分复杂混乱。伪满政府改头换面,打着国民党旗号成立维持会,伪省长王贤伟当上了维持会长。伪警察和伪满军15000多人换上了国民党军队的帽徽,自称是沈阳警备部队,公然挂起沈阳市国民党党部的招牌。中统、军统特务分子、汉奸、土匪、流氓等社会渣滓沆瀣一气,频频制造暗杀、爆破事件,到处散布谣言,闹得人心惶惶。
为了控制局面,稳定形势,我们决定成立沈阳市人民政府,白希清同志任市长,焦若愚同志任副市长,赵濯华同志任公安局长,张化东同志任公安局副局长。在伪省公署召开了有地方各界人士及社会名流参加的紧急会议,宣传了我党的城市政策,讲解了我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向他们提出了四项要求:
一、服从军事管制,协助我军维持治安;二、积极恢复生产,开张营业,稳定物价,严禁囤积居奇;三、检举汉奸特务,制止切非法政治活动;四、安分守己,不得藏匿武器和隐藏敌特分子,最后郑重宣布:维持会不能代表人民,应予取缔。我党和新政府的主张得到与会者一致拥护。
会后我们印出布告,到处张贴宣传,公布于众。形形色色的国民党牌子摘了下来,旗子也降了下来。为了平息民愤,安定民心,对一些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汉奸、特务、恶霸、士匪进行了镇压。并贴出告示,号召群众检举坏人,保护工矿企业。那段时间,我们冀热辽部队在沈阳与其它城镇共解除了10多万敌“警备部队”的武装。敌特的反动气焰从此弭息,商店开张营业,交通得以恢复,社会秩序逐渐走向稳定。
与此同时,人民武装迅速扩大起来。工人、学生、市民纷纷要求参军,产业工人和被日军抓去的劳工参军者最为踊跃。
由晋察冀和胶东党组织派到东北的地下工作者崔喜峰、李文久同志,听到我们进军沈阳的喜讯后,立即拉起了队伍,各成立1个旅和1个团,分别接管了鞍山、海城与安东(今丹东)地区。过去一部分被俘的新四军、八路军干部、战士,他们获得解放后,积极动员群众,组织武装力量,有的编为1个连,有的成立1个营甚至1个团,接管城镇,维持治安,并主动派人前来与我们联系,要求我们派干部去加强政治工作,搞好军训。我们对新建部队团以上干部进行委任,宣布了部队番号,并从老部队中抽调骨干,充实力量。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们原十六军分区已由出关时的4000多人发展到8万多人。其中,在沈阳市铁西区成立了4个保安团，在本溪地区成立了二十一旅、重炮旅、坦克团和学兵团;在锦州成立了二十二旅、三十旅和混合炮兵旅;在辽阳、鞍山、海城成立了二十三旅;在开原以东至磐石、辉南、柳河、清原一带成立了二十四旅,在抚顺地区成立了二十五旅,在新民、彰武、铁岭、郑家屯、营口、辽中、四平、铧子沟地区共成立了8个独立团;在山海关与十四军分区共同成立了十九旅。后来,我又在本溪地区受降了日本关东军1个飞行大队,共有30多架飞机(重战、24高教和99高教)。日军300多飞行员和地勤人员由辽阳奉集堡机场逃到本溪以南的连山关、摩天岭一带。
在我政治攻势与军事压力下,他们感到大势已去,便向我军投降。我请他们吃了饭,举行了受降仪式,并开了欢迎会,要求他们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去,维护好飞机。由于我们认真贯彻了我党的俘虏政策,受降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日空军人员积极为我军服务。后来与我军在新疆培训的部分飞行员和一部分国民党起义的空军人员进行了合并整编。在国民党进攻东北时,日军飞行员帮助我们将所有飞机安全顺利地飞转到牡丹江,并在那里成立了我军第一个航校,培养了许多航空教员、飞行员和地勤人员。
另外,由舒行、李子光率领的西路挺进军十四军分区,在兴隆、密云地区消灭了7个讨伐队2000多人;在兴隆与承德之间,受降了伪满国兵两个旅,成立了热河二旅。由赵文进率领的中路挺进军十五军分区,在平泉、凌源受降了伪满国兵1个旅,成立了热河三旅。王化一、李海涛在齐齐哈尔成立了二十六旅。我们整个冀热辽军区已由出关时的8个半团1.6万人迅速发展到12个旅、10多个独立团和1万多地方武装,共12万人。
由于部队速迅扩大,我们很快控制了热河、辽宁、吉林、黑龙江广大地区的局势。
   ▼                       
阅读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