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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山西省太原市食品街改造建设工地出土一批元明清瓷器残片，器类以碗、盘、碟、瓶、罐等日用瓷为主，包括磁州窑、山西诸窑以及景德镇窑等地产品。从釉色上来看，以青花瓷的出土数量最多，另有五彩、粉彩、白釉黑褐彩、白釉、黑釉、茶叶末釉、孔雀蓝釉瓷等。我们在位于鼓楼街唱经楼（图一）对面的建设工地上，采集到一批与明代晋王府有关的瓷器，本文撷取了其中带有款识的器物逐一介绍，并在此基础上拟对瓷器的属性、晋王府的形制特点等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图一  遗物出土地及与晋王府遗址位置关系图
一、晋王府瓷器遗物 这批瓷器出土时，破损严重，后经清理拼对粘接，器形可复原者有5件，4件残存底足，共9件。有花口杯1、盘2、碗6件。皆为青花瓷，纹饰采用双勾填彩技法描绘，青花发色蓝艳泛紫，层次分明。除足沿一圈刮釉外，器壁内外皆施釉。器身残留多处锔钉痕。 花口杯?1件。标本13TJ:1，花口外侈，弧腹，内底下凹，圈足，挖足较深，足墙内外齐平，外墙竖直，内墙内弧，足沿圆滚。胎色洁白，胎体坚薄，胎质细腻。釉色较白，釉面光洁。器壁内外用青花满绘纹饰，外壁作八开光装饰，开光内主题纹饰绘4组“对鹿纹”，一只昂首奔跑，一只回首顾盼，前呼后应，相应成趣，鹿身以细线勾勒，点染装饰，辅以竹石花草，鹿的形象更加凸显。内壁口沿至腹上部描绘龙纹三条，龙作侧身状，头朝右，顺时针依次排列，间以火焰纹，龙纹形象为昂首、束发、张口、翘舌、怒目，轮状五爪，身布齿形龙鳞，细身，纹饰稍显简略，粗率。内底绘正面龙纹，发束两侧分开，细身，五爪。龙纹周身分布云纹，呈飘带状。外壁口沿处绘括弧纹，近底处以弦纹装饰。外底双蓝圆圈内，青花书写“晋府宫用”四字双行楷书款，字体规整。口径9.3、足径4.5、高5.0厘米（图二）。

 图二  青花“晋府宫用”款八开光外鹿纹内龙纹花口杯（13TJ:1)
盘?2件。标本13TJ:2、3，口部缺失，不可复原。大小、纹饰、款识等特征相同。浅腹，平底，浅圈足，足墙外高内低，外墙内斜，内墙竖直，足沿尖圆。白胎坚薄致密。釉面洁白。内外壁绘五爪龙纹，外壁为侧身龙，内底为正面龙，周围散布带状云纹，弦纹作边饰。外底双蓝圆圈内用青花书写“典膳所造”四字双行楷书款，字体规整。足部少量粘砂。底径9.0厘米（图三、四）。

图三  青花“典膳所造”款龙纹盘（13TJ:2) 

图四  青花“典膳所造”款龙纹盘（13TJ:3) 
碗?6件。标本13TJ:4，残存底足。弧腹，塌底，圈足，足墙外高内低，外墙内斜，内墙内弧，足沿尖圆。白胎，致密，坚薄。釉色较白，釉面偶见“爆釉”现象。内外壁绘五爪龙纹，内底为正面龙，辅以带状云纹，双弦纹作边饰。外底双蓝圆圈内用青花书“典膳所造”四字双行楷书款，字体规整。底径5.0厘米（图五）。标本13TJ:5，基本完整。尖唇，外侈，弧腹，圈足，挖足较深，足墙内外齐平，外墙竖直，内墙内弧，足沿圆滚。白胎，坚致，细腻。釉色微青，平整光洁。外壁周身绘有两条穿云戏珠龙纹，侧身，头朝左，尾向右，昂首，带角，束发后扬，张口，翘舌，怒目圆睁，作咆哮状，细脖，屈身，轮状五爪，齿形鳞片，有腿毛，周身满布带状云纹。内壁近口沿处绘缠枝花卉纹一周，内底绘正面龙纹，形象同鹿纹花口杯。外底双蓝圆圈内书青花“内膳所造”四字双行楷书款，字体有力，较为规整。口径12.8、足径5.5、高6.3厘米（图六）。标本13TJ:6，残存底足。弧腹，塌底，圈足，足墙内外齐平，外墙竖直，内墙内弧，足沿圆滚。白胎，致密，坚薄。釉色微青，釉面光洁。内底绘正面龙，辅以带状云纹，双弦纹作边饰，外壁绘有图案。外底双蓝圆圈内用青花书写“内膳所造”四字双行楷书款，字体规整。底径4.7厘米（图七）。标本13TJ:7，可复原。尖唇，敞口，弧腹，圈足，挖足较深，足墙外高内低，外墙竖直，内墙内弧，足沿圆滚。釉色略泛青，光洁莹润。外壁残存飞凤纹，丰翼振翅，花尾飘飞，口沿和近底处绘弦纹若干。内壁口沿处绘缠枝花卉纹一周，内底双蓝圈内绘一“十”字形云纹，云纹四周书有“內膳所造”四字双行楷书款，较为规整。口径13.0、足径6.0、高6.2厘米（图八）。

图五  青花“典膳所造”款龙纹碗（13TJ:4) 

图六  青花“内膳所造”款龙纹碗（13TJ:5)

图七  青花“内膳所造”款龙纹碗（13TJ:6)

图八  青花“内膳所造”款飞凤纹碗（13TJ:7) 
标本13TJ:8，可复原。尖唇，口微敛，弧腹，圈足，足墙外高内低，外墙内斜，内墙内弧，足沿平切。釉色略泛青，光洁莹润。外壁描绘穿花飞凤纹，弦纹作边饰。内壁口沿绘镂空十字交叉短线锦地纹一圈，腹部无纹，内底双线圆圈内绘一朵缠枝菊花。足心青花书写“万福攸同”四字双行楷书款，落款不规整。口径9.8、足径3.5、高5.2厘米（图九）。标本13TJ:9。尖唇，敞口，弧腹，圈足，足墙外高内低，外墙竖直，内墙内弧，足沿平切。釉色泛青，平整光洁。外壁绘飞凤穿花，双线弦纹作边饰。内壁口沿绘镂空十字交叉短线锦地纹一圈，腹部无纹，内底双线圆圈内绘一朵折枝菊花。足心单线方框内书“菊溪府用”四字双行楷书款，字体较规整。足沿有“火石红”现象。口径15.0、足径5.2、高5.8厘米（图一〇）。

图九  青花“万福攸同”款穿花凤纹碗（13TJ:8)

图一〇  青花“菊溪府用”款飞凤穿花纹碗（13TJ:9)
二、瓷器相关属性的探讨 这批瓷器皆为采集品，层位关系不明，因此，我们运用类型学的研究方法，综合器物的胎釉、青花发色、绘画技法、造型和纹饰等特征，来对其窑口、时代等进行考证。 第一，胎、釉特征。这几件瓷器器形规整，制作精细，胎质坚薄细腻，胎色洁白，釉面莹润光洁，系采用垫砂间隔匣钵单件仰烧法的装烧工艺烧制而成，当为江西景德镇窑产品。 第二，青花发色。9件器物青花发色深浅不一，并非完全相同，这主要是与青花料的配比、提纯等因素有关。整体上呈色鲜艳，蓝中泛紫，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为嘉靖至万历后所使用回青料典型的发色，正如《陶说》所言：“嘉靖尚浓，回青之色幽菁可爱。”[1]经检测，嘉靖之后景德镇青花瓷采用了“经精选和锻烧的高锰钴土矿，由于青花料中杂质减少，钴含量提高，因此改善了青花色调。”[2] 第三，从绘画技法来看，表现为纹饰布局多样化，图案不甚规整，活泼自然。有些纹饰繁密，不同的纹饰题材同时出现在一件器物之上，如花口杯（13TJ:1），集鹿、龙、花草洞石等图案于一身，构图饱满。有些纹饰简单，一种纹饰布满全器，例如出土的碗、盘，整个器身或只绘龙纹，或只绘凤纹。纹饰皆以青花勾勒轮廓再填彩，所填彩色有晕散现象，常溢出线外，致使纹饰显得模糊不清，具有典型的晚明时期绘画特点。 第四，造型和纹饰。所出器物造型均见于明代晚期，尤其是保存较为完整的碗类，器型端庄稳重，侈口，深弧腹，圈足较高，足墙内墙内弧等，时代特征明显[3]。花口杯（13TJ:1）从器型，纹样布局等方面，颇有万历时外销瓷的风格特征，尤其是鹿纹图案在外销瓷中更为常见。在万历圣地亚哥号(San?Diego)沉船出水的外销瓷杯、盘等器物上，前呼后应的“对鹿纹”图案十分多见，其中出水的青花八开光鹿纹花口杯与此次出土的花口杯特征基本一致[4]。景德镇东风瓷厂、电瓷场、御窑厂等窑址，是目前发现的几处生产克拉克瓷的窑址。出土的花口杯等残片，为太原出土瓷器的窑口和时代判断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参考[5]。同类器物还见藏有大卫德基金会[6]、伊朗的阿达比勒寺[7]等。“开光”是外销瓷的典型装饰手法，有关克拉克开光瓷的烧造年限，马文宽认为“…上限为16世纪70年代，即万历初年，它应是隆庆元年（1567年）废除‘海禁’，‘准贩东西二洋’以后的产物。是否可早到隆庆（1567~1572年）年间，可进一步讨论。其下限应在18世纪初。”[8]熊寰也将这种大开光装饰出现的时间界定在1575~1590年间，即上限时间为万历初期[9]。 纹饰上除鹿纹外，主要还见有正面龙纹（13TJ:1~6）、侧身龙纹（13TJ:1、5）、飞凤纹（13TJ:7、8、9）、缠枝花卉纹边饰（13TJ:5、7）以及交叉短线镂空十字锦地纹边饰（13TJ:8、9）等。以龙纹为例，河南开封周王府所出青花龙纹碗（T2:13），无论从器型还是龙纹形象同太原食品街所出13TJ:5龙纹碗几乎完全一致[10]，正面龙纹的形象同1958年江西南城县万历十九年（1591年）明代益庄王朱厚烨夫妇合葬墓所出“大明嘉靖年制”青花龙纹盘纹饰类似[11]。侧身龙纹的现象可参考2005年湖北省武穴市四望镇田应祖村出土的“大明万历年制”青花龙纹碗[12]以及景德镇陶瓷馆藏“万历年德府造”青花龙纹碗[13]。器型和纹饰风格类似的器物，在万历沉船南澳I号[14]和圣赫勒拿岛(St.?Helena)白狮号(Witte?Leeuw)[15]以及崇祯沉船南中国海哈彻号(Hatchery）[16]等出水的器物中也有发现。再结合全国各地明代藩王墓葬出土瓷器资料，可归纳出明代晚期龙纹形象为：龙首上颚较长，顶端作如意形，形似猪嘴，故又称“猪嘴龙”，鬃发成蓬，浓密上冲，正面龙的鬃发，一般从头顶中央向两侧分开。侧身龙则“张口伸舌，舌短如匕首状”，“龙鳞的画法比较草率简单，有作三角曲线形的。”[17] 凤纹的形象见于景德镇观音阁万历地层出土青花瓷片标本（YT02②:2）[18],万历南澳I号沉船出水的青花双凤纹碗（2010NAC0014）[19]等。值得注意的是，凤纹的形象从永宣至明代晚期，几乎是一成不变的，应该结合纹饰的画法及青花发色来综合分析。有关明代凤纹的形象考证，丁鹏勃的《明御窑凤纹探析》[20]一文叙述较为详尽，此处不再赘述。 第五，从款识上来看，这批器物的款识特征明显，皆以青花书写，四字楷书，13TJ:7和13TJ:9书写稍显乏力，13TJ:8书写不甚规范，其余标本书写有力，结构健美，笔粗色浓，颇有官款风格，或出自同一匠人之手。落款方式上，13TJ:7四面分散落款在内底，13TJ:8没有边框，13TJ:9外围以单线方框，其余4件器物以四字双行落于足心，外围以双蓝圆圈，落款方式一致。目前，可玆参照的款识有，“晋府”、“晋府上用”、“内膳房”、“典膳所”、“秦府典善所乙丑年造”等，约有25种，都是明代晚期王府用器上所见款识[21]。“万福攸同”款为明代晚期嘉靖至崇祯年间常见吉语款[22]。 1955年5月4日，西安解放路百货大楼出土了包括“典膳所造”、“秦府典膳所造”以及晚明年号款在内的明代瓷器93件[23]。1982年西安少年宫[24]和1994年秦府北门遗址工地[25]，也出土了一批秦府用瓷。这些标本多数为万历年间遗物，其中部分瓷片上落款书写随意，字体纤细不规范，为明代崇祯年间遗物，相比较，太原出土标本上的落款要规范很多。 第六，器物属性上，太原食品街出土的这批带款器物，除菊溪府地望待考外，均为明代晋王府订烧瓷。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说款识第六”章节中说：“瓷款之堂名、斋名者，大抵皆用楷书制品之人有四类：一为帝王；一为亲贵；一为名士而达官者；一为雅匠良工也。”[26]晋王府所订烧的这批瓷器便属此类。 地方官府订烧的瓷器，在宋代或已出现，但未见实物，元代梅瓶上见有“内府”、“王府”、“都府”、“五王府”、“内府侍仲”等款识[27]，表明元代一朝官府订烧瓷器已较为流行。进入明清，各地王府在景德镇订烧瓷器变得更加盛行。这类瓷器皆为民窑生产，是供中上层地主官僚使用的精细制品。元代始，景德镇优质高岭土和青花原料，被御窑厂所垄断，因此民窑产品多胎质粗糙，青花发色灰暗，制作不精。明代中期，特别是嘉靖之后，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萌芽，官窑制瓷的没落，官府监管不严，“青色狼籍，有司不能察，流于民间”[28]，优质制瓷原料流入民间，使得民窑产品质量大幅提高。加之嘉靖、万历时期实行的“官搭民烧”政策，尤其是“钦限瓷”在民窑的烧造，极大地刺激了民窑的生产能力，出现了“官民竞市”的热烈场面，部分的民窑产品质量甚至超越了官窑。这种情形一直维持到清代前期，因此，明代晚期民窑能够生产级别较高的王府用瓷便在情理之中。 综上所述：太原出土的这批瓷器遗物，应为明代晚期万历至崇祯时期，晋王府在景德镇订制的具有官用性质的民间窑场烧造的高档瓷器。结合史料，明代历史上自晋恭王朱棡始封至明亡，共册封11世晋王，嘉靖后获封的晋王共有4世5人，第九世晋敬王朱慎镜未袭追封，晋惠王朱慎鋷以护国将军袭封，并未管理府务，第八世晋简王朱新?在位39年（嘉靖至万历初），第十世晋穆王朱敏淳在位15年（万历早中期），最后一位晋王朱求桂于万历三十九（1611）年请敕管理府事，四十一年（1613）袭封至崇祯十七年（1644），在位30余年[29]。因此，这批瓷器的主人应为第八世、十世和末代晋王其中一位或几位。 三、晋王府形制特点 晋王府，为明代历任晋王理政及居住的府邸。明王朝建国伊始，为加强中央集权，朱元璋先后将他的二十六子中的二十四个儿子册封为王。明洪武三年（1370）四月，朱元璋的第三子朱棡被封为晋王，驻太原。次年十月开始为晋王建造府邸[30]。 晋王府城建制，分为外城（府城）和内城（宫城）。外城城围，史料未有确切记载。据考察，外城四周大约在今太原几处名曰“肖墙”的地方，城围约十余里[31]。内城即宫城，“周围三里三百九步五寸，东西一百五十丈二寸五分，南北一百九十七丈二寸五分”[32],四面设有端礼（南华门）、体仁（东华门）、遵义（西华门）三座正门，北门未建。城内设有长史司、审理所、典膳所、典宝所、奉祠司、纪善所、良医所、典医所、工正所、群牧千户所、仪卫司等机构，王府周围有庆成、宁化、临泉、方山、广昌、宁河等郡王府[33]。内城范围位于今精营东边街、精营西边街、新民北正街、精营南横街四周之内[34]。 明代晋王府，在明代诸王府中，规模宏大，建制较早，成为后来诸王宫城建设的标准,其布局也突显了明代王府建筑群类繁多、分区严格、突出礼制的特点。顺治三年（1646年）四月十二日夜，晋王府毁于大火[35]。如今，太原城内还留存有大量与明晋王府相关的遗迹以及街名。 典膳所，是明晋王府管理膳食的地方,位于王府宫城西侧，现沿用为典膳所街。典膳所归掌管王府政令的长史司所辖。明初“典膳正一人，正八品，副一人，从八品。”[36]据《大明会典》载：“典膳所，正房五间，穿室二间，后房五间，厢房二十四间，库房三连一十五间。”[37] “内膳所造”款，意为供内膳使用所烧造。历史上并无“内膳所”这一机构设置。《老学庵笔记》卷二：“旧制：皇帝曰‘御膳’，中宫曰‘内膳’。”[38]“后周有内膳上士、中士，凡进食先尝之。”[39]明代设尚食局，尚食一人，掌供内膳[40]。清代内务府下设“内膳房”（原称“膳房”）、“外膳房”（原称“饭房”），皆供皇后所用[41]。从上述史料记载可知，“内膳”是帝王后宫所享用食物的特称，不同时期隶属不同的机构管理。 有关“菊溪府”的考证，或为某位郡王府第，级别应在晋王府之下，查阅史料未果，待考。 四、几点认识 目前，明代所见带有王府款识的瓷器，基本集中在晚期，即嘉靖至崇祯年间，早、中期几乎未见，关于这一时期王府用瓷制度的问题，还需进一步研究。 瓷器出土地点，位于明晋王府遗址外城西南约150余米，两处相隔不远。该区域地层堆积丰富，这批遗物埋藏位置距地表约3米，出土时多破碎缺失，堆积中还有建筑构件、陶片及其他生活用器等遗物共存，如果之前未经人为扰动，则此处可能为当时晋王府填埋生活废弃物的一处灰坑。 这批器物的表面皆有锔钉孔痕，曾经修补后多次使用，一些锔孔内残留锔钉，从锈蚀情况来看，当时采用的是铁质锔钉，孔眼规整，也反映了当时锔瓷工艺的高超和使用的普遍性。 总而言之，这批瓷器的出土，填补了瓷器款识研究上的空白，对研究明代晚期景德镇的制瓷手工业，明代晋王府的兴衰历史以及锔瓷工艺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图文来源：《考古与文物》2019年04期作者：曹俊（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责编：静静审核：郑媛版权声明：本文转载自考古界  如涉及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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