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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禁忌的中国女性电影人

阅读量:3824231 2019-10-26



据电影导演魏时煜(Louisa Wei)称,过去18年中发生了很多变化。2001年,她意识到中国电影的女性先驱一再被历史书籍遗漏,她决定改写这种叙事。她说:“关于女性导演的资料非常少。我知道她们的存在,但当我开始研究她们,查找和阅读相关资料时,基本上找不到关于她们的记录。”
到2009年,魏时煜出版了一本书,采访了27位中国和日本女性导演,并以中国的女性电影人为主题发表了多篇学术文章。她记录了一些女性导演的作品,比如1904年生于日本的坂根田鹤子(TazukoSakane)。后者曾在1936年写道:“我想从女性的视角,表现真实的女性形象。”魏时煜还写了演员陈波尔的故事,陈波尔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唯一一位兼制片人与导演于一身的女性;还有1953年首次担任导演的田中绢代(KinuyoTanaka);以及在60年代和70年代都颇为多产的董克娜和王少岩。她说:“我必须重写整个电影史。”
唯一的问题是:公众对魏时煜的研究并不感兴趣。她在接受采访时说:“那本书基本上没什么影响,没有人读那种书了。”
尽管一开始进展缓慢,但事实证明她的努力没有白费。在香港城市大学担任副教授并教授电影课程时,魏时煜开始注意到,课堂上的女性学生逐年增多,她们希望了解那些女性前辈。年轻的女性电影人开始阅读和分享她的作品。

势头越来越好,魏时煜受邀公开介绍自己的研究。“去年我有一场讲座,现场有300多人,座无虚席,题目是‘百年华语女导演:从1916年说起’。简直无法想象!”她一边说,一边难以置信地笑着摇头。
电影专家们开始用魏时煜的著述,来更新他们对世界电影史的认识。作为导演,魏时煜最优秀的作品之一是纪录片《金门银光梦》(Golden GateGirls)。该记录片是为纪念中国第一位女性电影导演伍锦霞(Esther Eng)的作品,该导演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中国和好莱坞都很突出。她说:“2018年12月《金门银光梦》在巴黎放映。之后,一位研究电影的学者找到我,说自己看完电影后深受感动——他原来不知道伍锦霞。”
伍锦霞被历史遗忘这一情况不仅出现在西方。魏时煜说:"“开始研究时,我查阅香港电影资料馆的档案,偶然发现了伍锦霞的名字。说她在1937年拍摄了一部叫《民族女英雄》的电影,只查到一篇文章这么说。除此之外,其它什么资料都找不到!”为了拍摄前述纪录片,魏时煜与研究人员、历史学家和记者合作多年,在这部纪录片里揭秘了伍锦霞非凡的职业生涯。有一段时间,她的团队不得不从旧金山的一个垃圾桶里抢救数百张伍锦霞的生活照。他们发现,在很多女性根本没有工作的时代,伍锦霞就已经在环游世界,探索禁忌话题了。在美国和香港导演了九部故事片,包括《民族女英雄》(NationalHeroine)。该片讲述了一名女飞行员为祖国而战的故事。

时间快进到今天,魏时煜自豪地展示2019年3月的《生活月刊》,这一期杂志用巨大的篇幅介绍了魏时煜和她那部致敬伍锦霞的作品。这对魏时煜来说尤其令人兴奋,不仅是因为女性电影人的事迹终于被报道了,还因为这本杂志是一本中文刊物,而中国大陆的信息审查非常严格,分享传播伍锦霞的故事特别困难。
据魏时煜称,中国民众的思维似乎发生了重大转变。2019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这一天,中国最大的社交网络平台微信上流传着《有了这100位女导演,华语电影才完整》、《60位大陆独立电影女导演推荐》(此文提到了魏时煜)和《史上100部最伟大的女性导演电影》。魏时煜说:“这是一个新现象,前所未有的,妇女节通常是感谢女性在家庭里的付出,而不是像这样,称赞女性导演。”
所有这些——微信上的传播、电影学院课堂上女学生越来越多、媒体对伍锦霞的兴趣,都显示了一个趋势,对了解更多关于女性电影人信息的兴趣,以及对女性从事电影行业的接受程度日渐增加。

致敬是什么促使这个世界突然对中国的女性电影人产生了兴趣?魏时煜认为,部分原因在于近年来席卷全球的女权主义运动,比如“#MeToo”运动。她说:“#MeToo运动真的促使人们关注……现在,如果我说‘我是女权主义者’,人们会更懂(这句话的意思)。女性的问题正在微信上传播。”
在中国各地,致敬女性导演的电影节也越来越多,这有助于改变人们的看法。其中一个例子是,2013年在北京和香港举办的中国国际女性影展。该影展每两年举办一次,旨在突出全球女性电影人的作品,并在中国内地和香港引发了有关女性权利的讨论。2019年中国国际女性影展香港已于3月举行,参展影片包括出生于伊朗、现居加拿大的导演福鲁吉(SadafForoughi)的《阿瓦》(Ava)和《女性的快乐》(Female Pleasure)。《阿瓦》讲述的是一名走向成熟的伊朗女孩的故事,《女性的快乐》是一部关于5名身处男权社区的女性打破沉默,就被虐待经历发声的纪录片。
这类电影节对像范嘉恩(Nicola Fan)这样的年轻电影制片人来说尤其令人兴奋。在香港,独立电影基本上不存在,如果没有中国国际女性影展,很难获取这类内容。在今年3月香港举行的中国国际女性影展结束后,范嘉恩发言说:“中国国际女性影展很有意义,它为香港和中国内地带来了丰富的由女性制作的纪录片。它让观众能够接触到像《阿瓦》这种很少见的电影,在影院售票处是不会看到这类电影的。香港被大制作的复仇者联盟或超级英雄电影所吸引。如果没有中国国际女性影展,我都不会知道《阿瓦》这样的电影。”

然而,尽管女性电影导演在中国内地和香港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仍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科技降低了电影制作的成本和难度,但如果没有独立影院或大量公共资金,新人依然难以成名。年轻导演杨晓芙说:“现在我们很多人都带着摄像机到处拍,但我很惊讶,拍摄人挣得那么少……新人都在苦苦挣扎。拍出电影的依然是老手。漫威(Marvel)、超级英雄、大预算——人们追求的是这些。”“#MeToo”运动或许提高了人们的认识,但在中国内地和香港,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2018年此一运动蔓延开后,时年23岁的运动员吕丽瑶(Vera Lui)是最早发声的受害者之一,但她因揭露前教练对自己的性侵犯而受到公众和媒体的嘲笑。很多女性被吓得回归沉默。
中国国际女性影展的创始人李丹认为,电影是一个触达民众并鼓励对社会问题进行公开讨论的重要渠道。他说:“我们无法通过主流媒体或大型新媒体传播任何信息,它们受政府的控制或审查。但电影……是一个让社会问题进入主流的好方法。”
尽管仍面临挑战,但范嘉恩认为这是一个让女性电影人兴奋的时代,她给出了以女性为主角和由女性导演执导的大片数量增加的例子。她说:“一向是《蝙蝠侠》(Batman),《超人》(Superman):男性、男性、男性。看到像《神奇女侠》(WonderWoman)这样来自好莱坞的电影,令人鼓舞,它有助于观众提出故事种类多样的要求。”

实际上,2018年中国票房最高的10部电影中,其中有3部是由女性执导的(在好莱坞,票房前10的电影导演皆为男性),而且女性正在改变一些东西。导演陈安琪(Angie Chen)在自己执导的电影中亲自挑战女性面对的屈辱。陈安琪说:“当我刚开始在电影剧组工作时,女性电影制作人员被告知不得坐在摄像机箱子上,因为这会给电影带来厄运。在我导演我的第一部电影时,我会故意坐在摄像机箱子上。没人敢说什么——我是导演!”
谈到未来,唯一没有变的是当今中国内地和香港年轻电影人的梦想,这与上世纪30年代女性电影人的梦想一样,和日本导演坂根田鹤子在1936年时的想法一样。杨晓芙也想用自己对世界的看法,以女性独特的视角拍摄电影。她说:“我想拍关于女性经历的电影。这太令人兴奋了,关于这方面的电影越来越多,我迫不及待地想再拍一些,尤其是从东方女性的视角。这个领域目前涉及很少,这些年来我们看到的都是以男性视角制作的影片,我们即将展现新的女性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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