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一杰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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碗筷依然是自己带，饭堂人很多,打饭的共有两个窗口，一个是员工窗口，一个是职员窗口。职员窗口人很少，员工窗口却排了长长的两队。虽然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去员工窗口打菜的。
菜虽然是一样的，但他们可用的饭票是两块钱，两荤一素。而我们的可用饭票只有一块五，一荤两素。这都是丽娟告诉我的，我们现在一个厂里，以后就可以在一起吃饭了，这让我刚才还很郁闷的心情好转起来。
一荤两素的菜是可以随便选的，有点象外面的快餐。米饭虽然没有霉味，但非常粗糙，间或还能吃到沙粒或别的东西，我还是很开心。这个厂的饭菜不但比我在前一家饭堂的菜好得多，就是比我在家里吃的也好得多。
我选的荤菜是鸡杂炒韭菜，虽然鸡杂不多，但味道极好，很下饭。菜则一个是绿豆芽一个是小青菜，满满的一碗，再加上饭，这是我来东莞后吃得最饱也是最好的一顿饭。想到以后每天都可以吃到这么美味的饭菜，我就对这家名叫亮光的厂充满了热爱，以后亮光就是我的衣食父母了。
我边狼吞虎咽边连连感叹：“要是我妈和我弟在家里也能每天吃到这样的饭菜就好了。”
丽娟却并不应和我：“我刚进厂时也觉得好吃呢，现在一点都吃不下，难吃死了。”
我惊奇地抬头一看，她碗里的饭菜都快吃完了，便笑她：“一点吃不下你不也吃完了吗？”
丽娟哭丧着脸说：“有什么办法？不吃肚子饿怎么上班啊？”
我并不以为意，感觉是她太娇气了。
虽然厂纪厂规上明文规定不许带饭回宿舍吃，但我吃饭的时候还是不时看到有人打了饭放在茶缸里，并不去打菜而是躲躲藏藏地走出饭堂。问了丽娟才知，她们是为了省钱。饭堂规定一顿一定要打足一块五毛钱的菜，有的人为了省下那一块五毛钱到隔壁的小店里换日用品，就打一顿菜吃两顿饭或干脆白饭加榨菜。我心里一喜，原来饭票还有这个功能，那以后我每月就可以多寄点钱回家了。
下午李连平教我们广播体操，广播体操就是现在中学生做的那种。上过中学的都会做那种操，但金三玲和其余几个小学毕业或不识字的却不会，教起来颇有难度，一直到下午下班她们还没学会。
不过据说以后，新入厂没满一个月的员工每天早上都要接受这种军训和广播体操训练的，所以只要不是傻瓜，每个人都会学会的。
当下午的下班铃声响起时，每个人都长舒了一口气，我来亮光厂的第一天就这样结整了，明天要正式开始上班了。我不知道等待着我的，又将是什么？
我们这批十五个人，生产部要十三个，注塑部只要两个。我也搞不清什么是注塑部什么是生产部，不过我和一个叫柯兰兰的女孩子被分进了注塑部。注塑部员工宿舍并不是丽娟住的那栋，而是在饭堂所在楼层的五楼，正好从饭堂入口处的一个楼梯上去，屋内床铺摆设和丽娟宿舍一样。
五楼住的全都是注塑部女员工，501到505住的全部是Ａ班员工，506到510全都是Ｂ员工。柯兰兰被分到502，是Ａ班，即现在的白班；我被分到506，是Ｂ班，Ｂ班现在正在上夜班。我进去时，她们都起床吃饭。我把东西放在最左手第二张床的上铺上，便也拿着碗筷去饭堂。
丽娟听说我分在注塑部，很为我高兴。她说注塑部虽然味道大一些，但每月有60块钱的补助费；虽然有夜班，但半个月的夜班，每天都有两块钱的夜班补助，上夜班还有一块钱的夜宵票。所以，注塑部的员工工资比生产部高得多。丽娟车间的女孩听说我分在注塑部了，纷纷夸我命好。
夜班是晚上八点上班，七点二十五，我便和夜班的六十多个女员工和六个男技术员准时站在注塑课每天训练专用位置。指挥我们向左转、向右转、唱厂歌、喊口号的夜班组组长张培。张培大约二十七八岁的年纪，看上去很黑很壮实。我因为没穿厂服，很是显眼。点到我名字时，他便交待一个叫吴少芬的女员工带我，巧的是，吴少芬正好住在我下铺，长得很白净，笑起来很甜。
张培交待完毕就是注塑课的马课长讲话，马课长不过一米六五的个子，人很瘦小，和张培差不多的年纪，说的是乡土气息很重的湖南普通话。他竭力挺直了脊梁，看上去一副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
八点差五分，我们准时进入注塑车间。还没进车间我便闻到了一股刺激的塑胶味，非常难闻，我晚上吃的饭差点吐出来。吴少芬说闻惯了就行了，她介绍说说车间有３８台注塑机，３８台注塑机整齐地摆放在房间里。看到我们来，白班的女孩子便起身到中间的一个很多长条桌和凳子的地方，吴少芬说她们去削披锋。
吴少芬带我到一台注塑机前坐下，注塑车间有一百三十多人，除了十二个男技术员、两个班的组长及马课长，其余的都是女员工。在注塑部，女员工有一个统一的称谓就是“啤工”。很奇怪，这个”啤”字在这里并不念“啤”酒的“啤”，而是念成“瘪三”的“瘪”。
不时有添料员将各种各样的塑胶小颗料和染料放进注塑机内，我们“啤工”的工作就是负责把注塑机内成型的各种塑胶零件摘下来分类放好，有毛边的削去毛边，毛边行话叫“披锋”。当吴少芬将我的右手拇指和食指用医用白胶布缠好，并递给我一个缠着透明胶的小刀片时，我的“啤工”生涯便正式开始了。
那些零件从注塑机里出来时，就象一条条树枝上结的果实，大多数是黑色的，我看到别的注塑机台前也有其它颜色的，非常可爱。这些小“果实”有的自己会从树枝上掉下来，有的要我们用手摘下来，然后“果实”分门别类放好，把树枝扔在一个大塑料筐内。
刚从注塑机出来的小零件是烫的，所以不要立刻去摘。有时候，那些小树枝会因为机器不好或别的原因出不来时，我们要把手放进机器里去拿的，好象除了烫并没有别的危险。因为没有经验，我的手总是被烫。最烦的是削披锋，开始的时候觉得很好玩，但削的时间长了，拿着小刀的右手拇指和食指便很疼。我看了吴少芬的右手，有的地方裂了几个口子，有的地方还掉了皮，比我妈妈的手还粗糙。
我问她：“会流血吗？”
她笑笑：“开始的时候会，因为那地方皮肉很细，时间长了就没事了。”
因为无聊，我们便讲话，我才知道，她男朋友就在我们这个班，叫卢猛，是个打料员，有时也会过来加料。正说着，卢猛就提着一包料过来了，浓眉大眼的，非常帅气。卢猛冲我友好地笑笑，偷偷递给她一把瓜子。
鼻子渐渐适应了车间的那股塑胶味，手上的工作也顺手了，感觉时间也并不那么难挨。十一点半的时候，我们每人得到一张宵夜票，宵夜票是一块钱的，只有一碗汤米粉。因为注塑机是不能停的，我和吴少芬轮流去吃，快迅吃完再换她去吃。否则注塑机前的桌子上要堆很多零件的。吃了米粉，磕睡却上来了。
那个困呀，恨不得倒头就睡。当然是不能睡的，就是趴在桌上休息一下都要被罚款的。到午夜两三点的时候，这种困简直达到了极致。为了驱走瞌睡，我使劲揪着胳膊上的皮肤，想让自己清醒些。
可平时很敏感的皮肤却因为困而麻木了一样，揪了再疼也没了感觉。我只好不停地瞅着墙上的钟，希望过得快些、再快些，可那钟上的三根指针好象也睡着了似的，很久很久才动一下子。那一刻，我真恨不得时光象流水啊。
最后实在受不了了，我只好借口上厕所，然后蹲在厕所里合一下眼睛。第一次，我大约合了五分钟，第二次十分钟，第三次我再想进厕所时，吴少芬不干了。
她生气地说：“你是新员工，我跟你在一台注塑机上己经很吃亏了。你看看桌子上堆这么多货，你要是再这样跑厕所，我们明天要加班到十点钟也做不完呢。”
一直在车间巡视的卢培听到动静走过来问：“怎么了？”
我吓得大气都不敢出，吴少芬冷冷地看了我一眼：“还能怎样？有人偷懒总是跑厕所！”
卢猛厉声说：“杨海燕，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羞愧难当，低着头讷讷说：“我，我第一次上夜班，太困了。”
卢猛斥责道：“你来晕里是上班的不是来睡觉的！这次就算了，下次不许再这样！”说完怒气冲冲地走了。
经此一吓，我的困意全消，只是我再也不想跟吴少芬说话了。我很心寒，真没想到，上半夜还对我热情有加的她怎么下半夜就翻脸了？真的是翻脸比翻书还快呢？我好想哭，虽然我总跑厕所是不对，但你可以直接提醒我啊，没必要发那么大的火还要到组长面前告状吧。我越想越委屈，一不小心便感到左手无名指一阵剧痛，原来是不小心削到了手。
我呆呆看着越流越急的血，正在不知如何是好是，吴少芬递过来一块药用脱布，我不相信地望着她，她轻声说：“贴上去。”
想着刚才她的表现，我犹豫着不肯接那块胶皮，她无奈地说：“你别生气，你困我也困的呢，一困心情就不好，看着这么多货心里烦。”
是的啊，我困她也困的呢。我脸色这才缓和过来，接过胶布把伤口缠上继续做事。虽然我己经够努力，但因为是新手还是慢了许多。本来我们每天正常上班是12小时，早上８点即可下班的。但因为送到生产部的零件有退货，我们还是要加两个小时的班。所以八点钟匆匆到饭堂吃了早餐后，仍然进车间做事，直到十点钟我们才下班。
一直工作了14个小时，回到宿舍，浑身都象散了架似的，走路都不成直线了。虽然天气热，个个浑身臭汗，但回到房间我们还是倒头就睡。再次醒来时，己经是晚饭时间了，于是匆匆吃了晚饭回来继续睡，真是恨不得连吃饭的时间也可以睡觉。因为七点二十五，我们还要准时集合，又一个漫长而痛苦的黑夜即将开始了。
因为上夜班并不要吃午饭，所以每天可以省下一块五的饭票，如果一个月上半个月的夜班，每个月就可以攒22.5元的饭票，用这22.5元买洗衣粉、牙刷、牙膏、洗发水和肥皂等等日用品足足有余。这样的话，我每个月的工资全部可以寄回家呢。事实上，宿舍里的很多人都是这样的，还有两三个结过婚的人，她们经常打一份菜吃两顿，或者自己做菜下饭。
她们最常做的菜是腌菜，就是菜市场快收摊时去买一些便宜的萝卜或青菜，然后撒上盐放在一个坛子里腌起来，过几天就可以吃了；她们和我一样，大多数喜欢吃辣，因为新鲜的辣椒不好做，只好买回辣椒粉，辣椒粉放点开水再加点盐就可以了。偶尔，也会有人买回海带，用小刀切成一条条的，放上辣椒粉放上盐就是一份美味了。用这个方法，她们每月最多能省下１００块钱，１００块钱可以到小店换回八十块。家在贵州大山里的罗小花说，八十块钱在他们那儿可以派大用场呢。说这话时，她脸上溢满了幸福的笑容。
罗小花今年三十五岁了，她是亮光厂最早的一批老员工。十年前建厂时只有七十多个人，现在一千多人。人虽然翻了十几倍，但她的基本工资，只是由210元长到了280元。十年前她只能领到两三百块钱，这几年加班费另算了，还有健康补助、夜班费什么的，她每月可以领到550元左右。
在亮光厂，我们现在新进厂的，基本工资只有240元，每年长10块钱，长到280元便不会再长了。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年正常上班的话，每月基本工资可拿240元，再加上加班费、全勤奖、健康补助及夜班费什么的，可以拿到500元左右。当然，前提条件是不迟到、不早退、不请假、不旷工、不违反任何一条厂纪厂规。
500元对刚到东莞的我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如果和前一家的每月两百元左右比，实在是翻了一倍了。这样一想，我觉得虽然加班多点，夜班难熬点，军事化管理严格点，在这厂里做还是很不错的呢
因为和丽娟不在同一个车间，她上的是长白班，我们半个月几乎都没见到几次面。偶尔碰到也是匆匆说几句话便走开了，因为实在是太忙了。
我每天在车间、饭堂、宿舍这三点一线忙忙碌碌，连思考的时间都没有。我很快融入了亮光厂紧张有序的生活。因为我和吴少芬是上下铺，上班时又经常分到同一台注塑机，所以我们几乎形影不离。
半个月过后，我们终于上白班了，她男友卢猛也和我们一起转了班。因为是打料员，他衣服上、头发上每天都布满了一层厚厚的粉尘。让我惊讶的是，一天到晚和各种各样的塑胶原料打交道，他竟然只偶尔戴一个口罩。据吴少芬说，口罩是两个月发一只，要是丢了就得自己花钱买呢。
我们都知道塑胶粉尘对人的身体很不好，不要说打料员，就是我们这些坐在注塑机前的所谓“啤工”，长期闻着这气味也是对身体不好的。虽然每个人都知道这个道理，但为了那每月几十块钱的健康补助，还是有很多人争先恐后想进注塑部呢。
注塑部是没有任何休假的，半个月转一次班，转班的时候就当一天休息了。这天我几乎一天都在睡觉，直到吃晚饭时才起来。正好这天丽娟下班得比较早，我们便出去逛了一下。虽然没钱买什么，但还是很开心。
回到宿舍，己经九点多了，我刚一进门罗小花她们就冲我不断地眨眼晴，一脸诡秘。在我们宿舍，每个人的床都是自己的一方小天地，床上除了一年四季挂着蚊帐，大多数人还挂着床帘的，但一般睡觉或换衣服时才将床帘挂起来。现在正是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吴少花的蚊帐和床帘却挂得严严实实的。我疑惑地顺着罗小花她们的目光望去，只见在吴少花的床前，除了摆放一双她常穿的紫色方口皮鞋，竟然还有一双男式黑皮鞋！
吴少芬的床上睡了个男人！这个想法在我脑子中一闪而过，我探寻的目光落在罗小花身上，她诡秘地笑笑，冲我做了个“嘘”的手势。那个男人，是卢猛无疑了。
我轻手轻脚地爬上床拿了换洗的衣服，又小心从吴少芬的床底拖出冲凉的桶和盆子。我希望在冲冰和洗好衣服后，卢猛能离开宿舍。在我拿水桶的时候，我看到吴少芬的床动了一下，连带我的上铺也“咯吱咯吱”地响起来，接着吴少芬的下铺便传说她的一声压抑着的呻吟。宿舍的人也听到这声音了，她们有的露出心照不宣的笑容，有的人则厌恶地皱了皱眉头。
我逃也似地走向洗手间。睡了一天，再加上上惯了夜班，现在乍一换白班，生物钟还没调过来，一点也不困。冲好凉便洗衣服，快洗完时，罗小花也拿着洗涮用具进了洗手间。
我小声问她：“那个，那个人不会在宿舍过夜吧？”
罗小花暖昧地笑笑：“进都进来了，他难道不在这里过夜吗？再说了，他上白班经常在这里过夜的。”
经常？想到一上白班我的下铺就会住着一男一女，我郁闷地说：“厂纪厂规上不是说女工宿舍不准男工进的吗？”
罗小花冷冷地看了我一眼：“规矩是死人是活的，再说带男工进来过夜，宿舍里又不止她一个人。”
听了这话，我想到罗小花也是结过婚的人，她老公在厂里做清洁工，便再不敢说一句话了。
当晚睡在床上，想到下面是一对年轻男女，那感觉要多别扭有多别扭。我尽量不翻身，因为一翻身下面的床也会连着一起动。床的质量很差，一动就“吱吱呀呀”地响。就这样别别扭扭的，不知什么时候才模模糊糊睡着。在梦里，我睡在一条船上，那船飘飘荡荡的，四周都是茫茫的一片大海。
我在害怕中从梦中醒来，发现自己是躺在床而不是船，这才放下心来。可奇怪的是，床也象船一样不停地晃动，同时传来“吱吱呀呀”的响声，且偶尔伴随一男一女轻微的喘息。我忽然明白我的下铺正在发生着什么事，顿感羞惭难当。
可下铺的两个人并没有因为我的羞惭难当而停下来，床依然是不紧不慢地晃动着。我在黑暗中睁大眼睛，我捂住耳朵好想让世界静止下来，但是没有用。正在我度日如年时，床忽然象暴风雨来临似的，更激烈地抖动起来，然后就是男人剧烈的喘息和女人压抑的呻吟，最后一切归于平静。
第二天起床，那双男式皮鞋己经不见了。吴少芬一脸红晕，热情地分给宿舍里每个人一只小苹果。我也分到了一只，却一点也不想吃，因为我一夜没睡，困得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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