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地方监察机关司法监督职能考论郑鹏
        摘要：元代前所未有地建立了行御史台—肃正廉访司二级地方监察网络，其重要职能之一是对地方司法进行监督。举凡受理、检验、审理、判决、监禁等各个司法环节，皆在监察官员的监督范围内。通过录囚、刷卷、受理上诉、复核重刑以及对监狱的管理，监察官员对狱讼的违错和淹滞进行纠治和改正，同时对有过犯的司法官员进行惩处。相比前代，元代地方监察机关不仅在组织上更为严密，其司法监督的途径亦进一步拓展，司法与监察之间出现一定程度的分离。在地方司法与行政不分的情况下，元代通过地方监察机关的监督对地方官府的司法权力形成制衡。        关键词：元代；行御史台；肃政廉访司；司法监督
在帝制中国，司法体系在中央与地方层面的演进过程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图景，相对于中央官制体系很早就发展出大理寺（廷尉）、刑部等专门司法机关，地方司法机关一直没有从行政体系中分化出来，在行政机关内部亦只有少数几名正式官员。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受财政与技术手段等原因的限制，帝制中国的统治其实是一种“集权的简约治理”，地方统治机构不得不维持在一个较小的规模。在司法与行政不分的情况下，为了保证司法的公正，中央政府除在行政体系内部建立纵向的制约机制外，十分重视地方监察机关对司法的监督和制约。尤其到宋代，路一级并置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以及转运司等“监司”，皆负有监督地方司法的职责，其中提点刑狱司更是历史上首次设立的专职司法监察机关，“总郡国之庶狱，核其情实而覆以法，督治奸盗，申理冤滥”。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仿宋制设九路提刑司，承安四年（1199）又改称按察司，其重要职责之一亦是“审察刑狱”。蒙古统治者对地方监察体系的构建极为重视，早在大蒙古国时期便设置有“廉访使”。忽必烈建元后，“中台总宪，分二台西、南，而错置廿二道于天下”，前所未有地建立起行御史台（简称行台）—肃政廉访司（简称廉访司）二级地方监察网络。行台、廉访司之分工大致依据至元十四年（1277）设立江南行台时之规定，“行省、宣慰司委行台监察，其余官府并委提刑按察司”，至元十五年（1278），根据行台的提议，宣慰司亦归其本道按察司监察。廉访司在各路府还常建有分司衙署，如松江府就以旧县尉厅址建起了浙西道廉访分司公廨。沿袭前代制度，行台、廉访司作为国家“耳目之寄”肩负地方司法监督之责，尤其是廉访司，更是“职在提刑”，元人视其为“州郡法吏”。在先行研究中，丹羽友三郎、堤一昭、洪金富、郝时远、李治安等前辈学者对元代地方监察机关的沿革、建制与职能进行了丰富的讨论，对其司法监督职能亦有所涉及。近来王敬松先生对元代廉访司司法监督的重要方式之一——录囚，进行了详细的考述。不过，有关元代地方监察机关司法监督的内容、方式与效力，迄今尚无系统性的研究。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元代地方监察机关司法监督的制度与实践进行更为深入的考察，并在长时段的视角下对其予以审视，以此作为观察元代政治制度建构的一个窗口。一元代在至元六年（1269）设立按察司以及至元十四年设立江南行台时，分别颁布《察司体察等例》与《行台体察等例》，对二者之职司进行了规定，其中有不少条款皆是关于司法监督，不过这些条画中并没有涵盖行台、廉访司司法监督的全部内容。行台“弹劾行中书省、宣慰司及以下诸司官吏奸邪非违”，廉访司“体究一切非违”，其监察内容是十分广泛的，地方司法官员一切过犯自然皆在其纠察范围之内。《行台体察等例》中言“刑名词讼，若审听不明及拟断不当，释其有罪，刑及无辜，或官吏受财，故有出入，一切违枉者，纠察”，即是此意。《元史·刑法志·职制》中详细记载了元代司法官员的各种职务犯罪行为及处罚措施，笔者将其整理如下表：
表1 元代司法官吏职务犯罪及处罚类别罪行处罚出处受理流外官越受民词笞一十七，首领官二十七，记过《元史·刑法志一·职制上》有司辄凭妄言帷薄私事逮系人笞四十七，解职，期年后叙《元史·刑法志一·职制上》民犯弑逆，有司称故不听理杖六十七，解见任，殿三年，杂职叙《元史·刑法志一·职制上》检验有司检尸故迁延及检覆牒到不受，以致尸变正官笞三十七，首领官吏各四十七《元史·刑法志一·职制上》检尸不亲临或使人代之，以致增减不实，移易轻重，及初覆检官相符同正官随事轻重论罪黜降，首领官吏各笞五十七罢之，仵作行人杖七十七，受财者以枉法论《元史·刑法志一·职制上》在监囚人因病而死，有司虚立检尸文案及关覆检官正官笞三十七，解职别叙，已代会赦者，仍记其过《元史·刑法志一·职制上》职官覆检尸伤，尸已焚瘗，止傅会初检申报解职别叙，若已改除，仍记其过《元史·刑法志一·职制上》鞠问职官于禁刑之日决断公事罚俸一月，吏笞二十七，记过《元史·刑法志一·职制上》有司断诸小罪，辄以杖头非法杖人致死罪坐判署官吏《元史·刑法志一·职制上》职官听讼，事关有服之亲并婚姻之家及曾受业之师与所仇嫌之人，应回避而不回避各以其所犯坐之《元史·刑法志一·职制上》以官法临决尊长虽会赦，仍解职降叙《元史·刑法志一·职制上》有司非法用刑重罪之《元史·刑法志二·职制下》鞫狱不能正其心，和其气，感之以诚，动之以情，推之以理，辄施以大披挂及王侍郎绳索，并法外惨酷之刑不详《元史·刑法志二·职制下》鞫问罪囚，非朝省委问大狱，寅夜问事不详《元史·刑法志二·职制下》职官辄以微故，乘怒不取招词，断决人邂逅致死，又诱苦主焚瘗其尸笞五十七，解职别叙，记过《元史·刑法志二·职制下》鞫狱辄以私怨暴怒，去衣鞭背不详《元史·刑法志二·职制下》鞫问囚徒，不经长贰僚佐会议立案而加刑不详《元史·刑法志二·职制下》判决故入人罪若未决者及囚自死者，以所入罪减一等论，入人全罪，以全罪论，若未决放，仍以减等论《元史?刑法志二?职制下》故出人罪应全科而未决放者，从减等论，仍记过《元史?刑法志二?职制下》失入人罪减三等《元史·刑法志二·职制下》失出人罪减五等，未决放者又减一等，并记过《元史·刑法志二·职制下》失出人死罪笞五十七，解职，期年后降先品一等叙，记过，正犯人追禁结案《元史·刑法志二·职制下》有司辄将革前杂犯，承问断遣以故入论《元史·刑法志二·职制下》监临挟仇，违法枉断所监临职官抵罪不叙《元史·刑法志二·职制下》审囚官强愎自用，辄将蒙古人刺字杖七十七，除名，将已刺字去之《元史·刑法志二·职制下》斗殴杀人，有司辄任情擅断笞五十七，解职，其年后，降先品一等叙《元史·刑法志二·职制下》监禁内外囚禁有冤滞不详《元史·刑法志二·职制下》弓兵祗候狱卒，辄殴死罪囚为首杖一百七，为从减一等，均征烧埋银给苦主，其枉死应征倍赃者，免征《元史?刑法志二?职制下》有司辄收禁无罪之人正官并笞一十七，记过《元史?刑法志二?职制下》无招枉禁，致自缢而死笞三十七，期年后叙《元史?刑法志二?职制下》有司辄将无辜枉禁，瘐死解职，降先品一等叙《元史?刑法志二?职制下》有司承告被盗，辄将警迹人，非理枉勘身死，却获正贼正问官笞五十七，解职，期年后，降先职一等叙；首领官及承吏，各五十七，罢役不叙；均征烧埋银给苦主，通记过名《元史?刑法志二?职制下》有司受财故纵正贼，诬执非罪，非法拷讯，连逮妻子，衔冤赴狱，事未晓白，身已就死正官杖一百七，除名，佐官八十七，降二等杂职叙，仍均征烧埋银《元史?刑法志二?职制下》禁囚因械梏不严，致反狱直日押狱杖九十七，狱卒各七十七，司狱及提牢官皆坐罪，百日内全获者不坐《元史?刑法志二?职制下》罪在大恶，官吏受赃纵令私和罢之《元史?刑法志二?职制下》诸司获受财，纵犯奸囚人，在禁疏枷饮酒以枉法科罪，除名《元史?刑法志二?职制下》
从上表可见，根据元代法律规定，司法官员的职务犯罪大致可分为五类：其一，受理词讼不当，包括不应受理而受理以及应受理而不受理；其二，检验违制，包括检验迟误、不亲自检验以及虚报；其三，非法审讯，包括在禁刑日或者深夜审讯、不依法回避以及非法用刑；其四，判决失当，包括因有意或者失误，将罪重者轻判、罪轻者重判；其五，监禁疏失，包括枉禁无罪之人、虐待囚徒以及纵放罪囚。这些罪行涵盖了元代司法审判的各个环节，皆是行台与廉访司的监督范围。二行台监察权力的运作方式为大夫、中丞综领与察院巡守，廉访司亦与此相似，为总司坐镇与分司出巡，对司法的监督则贯穿于其中。具体来说，其司法监督职能的实现，主要有以下五种途径：其一，录囚。录囚又称“虑囚”，颜师古释曰：“省录之，知其情状有冤滞与不也。”概指对在禁罪囚进行审录和复核。大德五年（1301）颁布的《审理罪囚定例》规定了录囚的具体任务：“轻者决之，冤者辩之，滞者纠之。”意即对轻罪予以断决、对冤抑予以平反、对长期淹禁者予以纠治。元代廉访司、行台录囚主要由廉访分司、行台监察御史在每年分巡时进行。有关廉访分司录囚，王敬松已有详尽研究。大致说来，在按察司时期，按察司官每年上、下半年各一次对包括统军司、转运司在内诸衙门轻重罪囚进行审录，“若有冤滞，随即改正疏放”。至元二十八年改立廉访司后，分司出巡基本定为每年八月到第二年四月，录囚则改在六月单独进行。故俞镇《建廉访司廨记》中曰：“部使者率以岁八月出巡其所部，越明年夏四月乃还。诸路府州比一再至，大暑录囚又至。”不过，广东、广西、海北三道与云南行省被视作“烟瘴歹地面”，为防止廉访司官员暑月录囚染病，延祐四年（1317）后规定，这些地区录囚仍旧与按治一同进行。关于行台监察御史分巡录囚，由于官方法令中缺乏明确规定，先行研究认为录囚非监察御史固定职责。笔者认为，监察御史虽不像廉访分司那样有固定的“大暑录囚”之制，但录囚也是其分巡按治过程中的重要职责之一。顺帝后至元二年（1336）条画中强调：“监察御史、肃政廉访司每遇分巡照刷文卷、审理罪囚，务要尽心，毋致冤滥。”至正九年（1349）的整肃台纲条画中又规定：“今后监察御史、廉访司审理去处，虽报无囚，必须遍历，若有非理死损者，严加究治。”这些材料都从侧面反映出，监察御史在巡行过程中有责任对各地囚徒予以讯视，以“析冤决罪”。除每年一次的分巡录囚外，每当灾异或庆典，廉访司官以及行台监察御史还常被临时派遣至各处录囚，其目的主要是希望通过恤刑，禳灾祈福。如大德八年（1304），因灾异颁布“恤隐省刑诏书”，令廉访司官审录重囚，“毋致冤滞”。至大二年（1309）九月，又因“年岁饥馑，良民迫于饥寒，冒刑者多”而令廉访司录囚。其二，刷卷。刷卷指对公文案牍的照刷审核，是行台、廉访司行使监察职能的主要方式之一。由于元代官府运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公文，“刑狱之轻重，金谷之出纳，舞弄于巧密之内，包括乎繁冗之中”，刷卷虽为“簿书期会之末”，却具有重要作用。在行台、廉访司所照刷的文卷中，很大一部分是词讼文卷，《至元新格》规定：“诸系囚听讼事理，当该官司，自始初勾问，及中间施行，至末后归结，另置簿朱销。其肃政廉访司，专一照刷，毋致淹滞。”黑城文书F116：W474就是也火汝足立嵬土地案文卷中的一件刷尾：
革前创行未绝一件也火汝足立嵬告复业        至当日行检为尾讫至正十三年正月  日司吏张世雄等
刷卷的主要任务是检核“稽迟”与“违错”，就词讼文书来说，则要审视“已断词讼有无偏屈”，特别是对于人命案件，要“子细详审初复检验尸状、端的致命词因，及照死者元犯轻重罪名、责付何人烧埋、有无冤枉”。通过刷卷经常可以发现审理失当或者迁延不决的案件，从而进行纠治和改正。其三，受理上诉。廉访司受理上诉之权早在至元六年初立按察司时便进行了明确，《察司体察等例》中规定：“诉讼人等，先从本管官司，自下而上，以次陈告。若理断不当，许赴提刑按察司陈诉。”无论原告还是被告，只要地方官府判决不当，都可由其本人或者家属向廉访司申告冤抑。申诉须写具词状，然后呈于廉访司公厅，或遇廉访司官员巡按时申冤上告。廉访司接到申诉后要“详审词理”，对其审判情况仔细勘核，若发现确实有不当之处，“行移再问”。上诉的案件必须是有司已经断决完毕的案件，“其见问未决及越诉者，不得受理”。许多冤假错案经上诉廉访司重审后都得到了纠正，如扬州路录事司判官石琪以冤狱构陷淮东宣慰司奏差王?一案，经王?亲属向廉访司申诉，廉访司委泰州知州赵俨将此案平反。相比廉访司，行台主要负责受理官吏诉冤。大德十一年（1307），建德县达鲁花赤桑哥哈剌失向建德路、江浙行省称冤，刑部指出，桑哥哈剌失应“赴御史台称冤”，“江浙行省不应受理”。皇庆元年（1312），纳昔儿等三人称冤，仁宗令刑部、御史台共同处理，御史台官认为所告之事为“赦前的勾当”，提议“今后称冤的人有呵，交台里告，外头的有呵，交行台里告” 。这一原则在至正三年（1343）的《作新风宪制》中亦得到重申。对于一般案件，至元十四年立江南行台时规定：“诸诉讼人，先从本管官司自下而上依理陈告，如有冤抑，经行中书省理断不当者，许行御史台纠察。”也就是说，行台针对的主要是行省审理不当的案件。其四，复核重刑。唐制，杖罪以下县决，徒罪以上由县断定后送州复审，其中徒、流在复审后由州施行，死罪则须经刑部审核后，奏请皇帝批准。宋制与唐大体相同，“杖以下，县决之；徒以上，送州推断”，只是死刑的判决有所变化。元丰改制前，死罪若案情明了、断罪无疑而不需奏谳，州可予以断决。元丰改制，规定“四方之狱，非奏谳者，则提点刑狱主焉”，除刑名疑虑、情理可悯、尸不经验、杀人无证见者须奏谳外，其余“申提刑司详覆，依法断遣”。金制，“州县官各许专决”。元代地方官府的判决权限相比唐、宋、金有所缩小，凡流、死重刑皆须上报刑部，而在上报之前还须经过严格的复核。中统二年（1261）规定，重刑复核由宣抚司负责，至元六年设立按察司后则转归按察司。据《至元杂令》：“犯罪之人，五十七以下，令司县断决；八十七以下，令散府郡断决；一百七以下，各路总管府断遣。如县直隶总府者，五十七以上罪，各解府归断。外据重刑，依例归勘完备，引审是实，行移按察司审录无冤结案，申部待报。”在早期，复核重刑是在按察司官出巡录囚时一并进行的，其具体规定为：
所在重刑，每上下半年亲行参照文案，察之以情，当面审视。若无异词，行移本路总管府结案，申部待报，仍具审过起数、复审文状申台。其有番异，及别有疑似者，即听推鞠。若事关人众卒难归结者，移委邻近不干碍官司，再行磨问实情。若有可疑，亦听复行推问，无致冤枉。
根据这条规定，按察司不仅要仔细审核案件文卷还要提审罪囚，若犯人翻供或者发现可疑情况，则要进行复审，如果案情复杂还要委付其他官府进行审问。在实际操作中，这种集中复核的做法无法及时对案件作出处理，容易导致“淹禁罪囚”。故至元十六年（1279）根据刑部的建议又规定，重刑案件在经路总管府审问完毕后即移文按察司，按察司随即对案卷进行审核，若无冤枉即可“回牒本路结案申部”。至元二十八年制定《至元新格》，在此前条画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规定：“诸所在重刑，皆当该官司，公厅圆坐，取讫服辨，移牒肃政廉访司，审覆无冤，结案待报。若犯人番异，或家属称冤，听牒本路移推。其赃验已明，及不能指论抑屈情由者，不在移推之列。” 大德七年（1303）又重申：“今后重刑，各路追勘一切完备，牒呈廉访司仔细参详始末文案，尽情疏驳。如无不尽不实者，再三复审无冤，开写备细审状回牒本路，抄连元牒，依式结案。”相比至元十六年以前，此后的重刑复核出现了三个明显的变化：首先，由定期分巡审录改为随时复核；其次，由当面审问改为审核案卷；再次，对上诉案件的移推改由路总管府负责。这种制度的改进有利于重刑案件及时结案和上报省部。其五，管理监狱。元代诸路、府、州、县、录事司皆置狱，负责监收涉案的诉讼双方、各种相关人员以及未决或已决待执行的罪犯。其中路及直隶中书省、行省的散府、州设有司狱及司狱司，其余州、县及录事司则“委佐贰正官提调牢禁”。司狱司一般设在路、府、州治所附近，如松江府司狱司在府治西垣外，镇江路司狱司自元至清皆在府治谯楼旁。这种布局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方便案件审理的考虑。但就其管辖而言，路、府、州衙门虽以佐贰或者幕官为提牢官兼理狱政，司狱司本身却直隶于地方监察机关。至元六年立按察司，规定“随路京府州军司狱，并隶提刑按察司”。至元十四年立江南行台，又规定“司狱司直隶本台”。在实际运作中，主要由廉访司对本道各司狱司进行监督和管理：一方面，司狱司定期向廉访司上报狱情。“司狱直隶廉访司者，盖欲常知各处狱情”，根据大德八年的恤刑条画，司狱须每月一次将罪囚数量和有无冤滞情况“开申宪司” 。顺帝时期定制，“各处罪囚起数，每季申达廉访司”。若狱中罪囚有死损，司狱在上报时须详细写明“所犯罪名、收禁月日、感患病症，用过药饵加减分数、死亡日时、初复检验致死缘由”。司狱任内死损罪囚以及审出冤抑枉禁罪囚情况都会记入其解由，“以凭殿最”，故任职司狱者常积极审察罪囚有无冤抑并向廉访司申告。如永嘉县司狱林龙泽，“考其成牍，剔疑摘奸，重者上宪府，轻者白郡守，多有所变易，罪以不冤，囚民宜之”。另一方面，廉访司官在监察过程中对司狱司予以纠察。《至元新格》规定，凡“禁系不应，淹滞不决，病患不治，并合给囚粮依时不给者”，廉访司皆须进行纠察。大德七年又规定，各路司狱司须置囚历，“若有收禁罪囚，随即附写所犯情由”，廉访司官分巡审录时，对囚历进行照刷，若发现有不应监禁者或漏报，“就便严刑惩戒”。由于司狱司直隶廉访司，凡司狱官吏有过犯，皆可由廉访司审理，“免有司挟恨罗织之患”。概而言之，司法监督是元代地方监察机关日常运作中的重要职责，其途径则是全方位的。地方监察机关通过录囚、刷卷、审核重刑、接受上诉以及管理监狱等方式，将地方司法运作实时地置于其监控之下，从而为及时纠正司法中的不当行为提供了条件。三元人张之翰形容宪司官员曰：“有地数千里，有城数百区，持肃清之权，按治于其间。喜之而为春，怒之而为秋，使百辟群吏趋走听命之不暇。”可见其威势。监察官员司法监督的效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对案件本身进行纠正。至元六年初立按察司时就规定，按察司官员“民无冤滞为称职”，历朝屡次整顿台纲，皆着重申明其“审理冤滞”之责。所谓“冤”即冤抑，指案件审断失当；“滞”即淹滞，指案件迁延不决。“居宪司者，能正郡县之失，达小民之枉，然后为无负于天子之法”，当地方官府所审理的案件出现冤滞，廉访司、行台须予以纠治和改正，对冤狱进行平反，改正司法官员的不合理判决，督促加快案件的审理。从表2中的案例可以看到，许多地方监察官员通过刷卷、录囚等途径发现冤枉或淹滞之狱，对冤狱进行平反，改正司法官员的不合理判决，督促加快案件的审理。
表2 元代地方监察机关平冤决滞案例序号纠治官司途径案情结果材料出处1福建廉访司刷卷郑贵、郑子进同谋将侄郑昭举打死，郑贵男郑福德又与郑昭举妻通奸，本路不行申解，辄将郑子进照依省部元拟米死断例，各决一百七下，郑福德决杖八十七下疏放，却将郑阿李通奸情罪并烧埋银两作疑申禀，本司帅府不为参详，止下本路更为照勘无差依例施行郑贵照依已拟迁徙，发去辽阳行省地面住坐
《元典章·刑部三?诸恶?不睦?郑贵谋故杀侄》2广东廉访司录囚广州路番禺县梁伶奴等因争田土，互相争打，蔡敬祖、罗二、谢景德身死，初检元问官县尹马廷杰等检验违式，变乱事情，纵令吏贴私下取问，出脱真情移推博罗县，归问得实，县尹马廷杰、典史孔镇材罪经原免，解任罢役，别行求仕《元典章·刑部十六·杂犯一·违错·官典刑名违错》3江南行台录囚龙兴路新会县民等巽为争家财，指使潘三四、胡万一杀其叔邓德四，邓德四妻邓阿雇被冤与邓巽通奸、谋杀其夫，屡次称冤，上下官司不准，枉勘枷禁五年，监察御史审录龙兴路罪囚时邓阿雇再次称冤平反冤枉，并令各道廉访司审察此类冤狱《元典章·刑部十六·杂犯一·违枉·拷打屈招杀夫》4广西廉访司上诉大德五年六月，刘子胜买到香货，八月二十七日经过远江务，被大使吴让用手执木拐决打身死，初、复检验官临桂县尹张辅翼、录事司达鲁花赤秃哥俱各验作服毒身死，其兄刘子开上诉至广西道廉访司大德六年四月初四日钦遇释免，犯人吴让追征烧埋银，县尹张辅翼、达鲁花赤秃哥依例解见任，期年后降先职一等，放杂职内任用《元典章·刑部十六·杂犯一·违错·刑名枉错断例》5江南行台上诉龙兴路新建县民户陈解宗虚告陈宝孙盗卖物业，本路不行归结，陈宝孙告至江南行台监察御史追照取问，责新建县依理归结《元典章·台纲二·照刷·追照文卷三日发还》
其二，对失职、渎职等职务犯罪的司法官员予以惩处。行台、廉访司监督地方司法，除关注审判结果本身是否得当外，对地方司法官员的职务犯罪亦有权予以纠治。行台、廉访司有两大途径对地方司法官员的职务犯罪行为进行纠察：一是监察御史、廉访司在录囚或照刷词讼案牍时予以发觉，二是由案件当事人及其亲属直接向行台、廉访司告诉。为确保民众冤抑能够得到切实伸张，至元二十六年（1289）特别作出规定，若官吏贪赃枉法民众可直接向监司上告，不受越诉之限。廉访司官或监察御史察出司法官吏的犯罪情形后，可随即对其进行审问，若案情复杂、牵连众多，还可委付与本案无关的管民官审理。案情审问完毕，视其品级高下、罪行轻重，监察官员可作出相应处置。至元十五年规定：
诸职官犯罪，除受宣官照依已降圣旨咨台闻奏，受敕人员应断罢者，听从行御史台区处。其余受省札人员，并听提刑按察司依上实行。
元制，“五品以上宣受，六品以下敕受”，“受省札”则指由行省任命的官吏，多是流外杂职及吏员。根据这条规定，按察司可断决流外官及吏员，六品以下职官由行台审断，五品以上则要上报御史台。至元二十八年改立廉访司后，廉访司的判决权限亦扩大到受敕官员杖罪以下，取得了“专决六品以下”的极大权力。不过，地方监察机关的审判权并非一直保持如此，往往因地方官府的抵抗而有所波动。在元贞元年至大德五年（1295-1301）之间，由于江浙行省明里不花的建言，地方监察机关一度失去了独立审问不法官吏的权力，“察知宣慰司官的罪过呵，与行省官同审；知路官的罪过呵，与宣慰司官同审；州县官的罪过，与路官同审”。这一规定极大阻碍了监察官员对地方官吏的监督，故行台、廉访司以及监察御史不断奏请恢复世祖旧制，大德五年重新确立了地方监察机关的独立审判权。元代地方监察机关在司法监督中的重要作用，在文学作品中多有反映。如在杂剧《窦娥冤》中，窦娥之父窦天章即以肃政廉访使的身份平反其女冤案。监察官员平冤决滞亦颇为时人所重，不仅在监察官员的传记资料中作为一项重要政绩予以详细记录，还通过各种诗文对其进行颂扬。如柳贯在仇谔墓志铭中记载了仇谔任福建闽海道廉访副使时，平反建宁麻沙村刘氏被仇人诬告谋反一案，称“刘阖门数百指，不絓一人”。至正六年（1346），周伯琦任职广东道廉访司，时值大赦，“有司系不原者，狱具犹三十又四，总之百七十余人”，经周伯琦审录，“释其枉若诖者三之一，论当者半”，此事被周伯琦写入《肃政箴》并镌刻于分司衙署之厅堂。至顺三年（1332），苏天爵以南台监察御史录囚湖北，时人黄溍作《苏御史治狱记》颂扬其事迹。不过，必须注意的是，元代地方监察机关的司法监督在实际运行中亦存在许多缺陷，有时甚至与制度设计的初衷背道而驰。面对监察官员的监督，地方官员为了避免担负罪责，“事事不为断决，至于两词屈直显然明白，故为稽迟。轻则数月，甚则一年二年，以至本官任终，本司吏更换数人而不决断”。特别是死刑，“类延缓不报，庾死者多”。虽然稽迟也会受到监察官员纠治，但处罚甚轻，胡祗遹质疑曰：“纵遇鞫问明白者，不过笞县吏一二十下，不满奸顽之一笑，虽立按察司与无何异？”如赵良辅任新喻知州时，民众多有犯恶逆者，僚佐却“惧罪莫发”。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地方监察机关对司法的监督和制约本身亦是一把双刃剑。四宫崎市定认为，监察制是元代司法制度的一大特色，这与出身北方民族的元王朝对自身统治的疑虑是息息相关的。从上文所述可以看到，元代通过行台——廉访司二级监察网络对地方司法进行了严密的监督。举凡受理、检验、审理、判决、监禁等各个司法环节，皆在监察官员的监督范围内。通过录囚、刷卷、受理上诉、复核重刑以及对监狱的管理，监察官员对狱讼的违错和淹滞进行纠治和改正，同时对有过犯的司法官员进行惩处。不过，这种严密的监察是否完全源自元代“征服王朝”的属性，实则存有疑问。同为北方民族建立的金朝，地方司法监察机构发展与元代即有很大差异。金代之提刑司晚至金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即位才得以设立，至金宣宗贞祐三年（1215）的即予以撤销，其间又屡遭削权、更名。学者在解释这一现象时，同样一部分原因归咎于作为“征服王朝”的金朝继承辽宋政治文化的薄弱。元代对于司法监察的重视及其相应制度建设的完善，或应更多地从现实司法运作的内在需求寻找其原因，同时亦与忽必烈初期对汉法的重视有关。元代地方监察机关的司法监督职能继承自宋、金旧制，特别是宋代的提刑司为元代提供了非常成熟的制度经验。同时，元代地方监察机关在司法监督中又有不同于前代的特点。首先，最为直观的是，元代行台—廉访司的二级结构是前所未有的。如同李治安先生所指出的，通过行台进行大区监察包含了蒙古法和汉地监察传统二元因素，与行省制的出现不无关系。行台、廉访司分别针对不同层级地方官府进行监察，同时在其内部又以行台对廉访司进行统领和监督，其组织相比前代更为严密。其次，地方监察机关进行司法监督的途径进一步拓展，这主要体现在其对监狱的统辖。将监狱直隶于监察机关是元代的制度创新，宫崎市定认为，其目的在于通过检举官员的非法行为来维护嫌犯的权利。实际上，由于司狱司所羁押者多是下属官府申解的重刑罪犯，廉访司对司狱司的这种直接统属关系以及罪囚月报、季报制度使其获得一种监督地方重案审理的重要渠道，廉访司可以及时了解案情并作出反应，在分巡审囚时更加有的放矢。对于地方官府而言，这一制度设计至少在理论上使其难以隐瞒司法中的过失。再次，司法与监察的相对分离。宋代提点刑狱司不仅是路一级的监察机关，同时也是地方最高司法机关。尤其在元丰改制以后，提点刑狱司获得了对无疑难死刑案件的最终审判权。但在元代，廉访司通常只是对案件的审理情况进行审核，本身很难视作一个审级。实际上，有学者已经指出，元代监司早期称“提刑按察司”，其职责侧重“提纲刑狱”，至元二十八年以后改称“肃政廉访司”，其职能则转向监察。总的来说，司法监督是元代地方监察机关的重要职能，其制度设计亦在宋、金旧制基础上颇多创新。陶晋生先生曾认为异族统治者不易了解繁复的中国官僚制度的运作, 而只求简化行政程序和组织，进而重视制压而忽视制衡。这一判断对于元代司法制度似乎并不完全适用，行台、廉访司的司法监督职能恰恰对地方官府的司法权力形成很好的制衡。（作者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员）
文章原刊于《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三十五辑，注释从略，引用请核对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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