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火灾不多，可以说非常少见，据历史学家考证，汉代400年间，重大火灾大约只有89次。可是，汉代的出土文物中却有一件火场相关的场面，有人称作“东井灭火”，也有人称作“东井戒火”，表面上看两者都能说的通，事实上两种说法都有致命缺陷，此外还有令人疑惑的地方：为什么汉代会出现这种场面？历史学家仍然没有搞清楚，这里消防工作者提供专业的解读。                         

图1：井栏陶器“东井戒火”。 

图2. 辽宁博物馆的井栏陶器

图3.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馆藏的井栏陶器
该物平面呈长方形立框，犹如“井”字状，上下相通，如同水井。栏口外有兽眼，表明井栏上原有亭状结构，沿上辘轳架缺失，四沿边饰网格纹。这很可能是当时的随葬明器，沿下四栏面的主纹分别为：饲牛图；几何圈点纹；肩扛旗幡者，后随一雄鸡；拴系牛图。周边以云气纹、鱼纹、几何纹为饰。
我国向来有厌胜文化，东井来源于南方的某个星座（南方二十八宿之一），因为“南方丙丁火”，所以人们把方形的星座称为东井星。北斗七星被看作是水瓢，而南方的星被看作是井口，这是厌胜文化的需要，井含水，可灭火。可是，在解释其人物功用时发生了偏差。一种说法是东井灭火说，另一种说法是东井戒火说，其中有三个可疑的观点是分歧的原因：
1. 东汉时期是否已有了专用的消防水井？
2. 肩扛旗幡者是当时专职消防员的形象么？
3. 肩扛旗幡者手里拿的是什么？
 
灭火说
《中国消防通史》认为，前壁的图案为灭火人物，只见救火者健步疾行，左手执水罐，右手荷旗，旗帜上清楚地标有篆书“灭火”字样。由此可见，早在汉代便形成了专业救火队伍，城市开辟了专门用于灭火的水井，墓主人很可能是从事专业灭火工作的官员，因此是消防领域老前辈。
但是，这些推论与历史情况不符。第一，经过统计调查表明，汉代火灾很少，即使是有限的火灾，也主要以皇宫和宗庙火灾记录为主，因此消防在汉代问题并不很严重[1]。这是因为当时的人口少，居住分散，因为火灾风险并不大。第二，健步如飞者与旁边的鸡，有什么关联？如果晨鸡代表起早，那么灭火者需要早起么？通常人们不会把不相关的东西放在一起，早晨并不是火灾高发的时段。第三，如果该水罐是用于灭火，那么有一个问题，灭火需要快，而水罐(颈口小)不能保证迅速放水，因此不适合火场行动。所以，该井栏画面“灭火说”的最大问题是，汉代没有严重的火灾问题，干嘛要灭火呢？
戒火说
在1984年之前，历史学家的认可“东井戒火”的，只是后来的认识发生了偏差，引得后人加以考证和纠错。熊龙[2]根据字形（见图4），列举了三种可能性，对比的结果倾向于“戒火”，而不是“灭火”。经过对篆书字形的多方反复比较，就是外行也能看出，这是“戒火”。

图4. 篆书的“灭”与“戒”很难识别，但东井一定是戒火，而不是灭火
 
为了证实这种观点，熊龙继续考证，男子左手拿的可能是一种乐器——铎或铃，在这里用来起到发声警告的功能。男子沿路振铎铃以吸引他人的注意，这是古代记载的[3]：“仲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的具体实现，唐代还有“腰下佩金兽，手持火铜铃”[4]的说法。扛旗、振铎铃的意义，在于从视觉和听觉上吸引更多人的注意。旗与铃相配，声象具备，使其宣发警戒火灾的效果更佳，从而起提醒防灾的功能。显然，这是把该男子的行动，与现代更夫之报时防灾的功能等同类，所以得到的结论是“颇有类似后世打更者吆喝‘天干物燥，小心火烛’的意味”。
问题就来了，防火大多是在晚上（无论是罗马的消防队伍，还是大宋的军巡铺，都是以晚上的治安和消防为主），更夫大多是夜里行动的，所以最简单最必要的装备是照明工具。古今中外的更夫，无一例外，需要手持照明工具，才能出门防火，如下图（图4）所示。如果没有照明工具，说明不是晚上（雄鸡晚上也不会出来），所以“防火说”有致命的缺陷，就是防火行动发生的时间不对。

图5. 美国殖民地时期防火更夫的标准装备：左手拿灯笼照明，右手拿响板（即木铎）打更，中国的更夫起码要配备类似的工具。
 
改火说
《艺文类聚》[5]认为寒食的来源是周初的禁火制度。《礼记·郊特牲》说：“季春出火，为焚也。”说的就是古代刀耕火种时代的出火烧荒仪式。出火的目的是把火当作工具，用于平整土地和肥料轮作（生物形式的肥料通过焚烧返回土地）。为什么在季春出火？因为种植的需要，最需要肥料的植物需要按时播种，如果植被过早焚烧，肥料有所浪费损失，过晚，雨季到来之后烧不着，错过了播种季节。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比较隐含，那就是生物燃料集中焚烧有祈雨的目的。燔祭可以祈雨，关键是当地有积雨云的存在，如果通过焚烧来产生大量的干扰粒子和固体粒子作水蒸汽的凝核，那么，因火生云，由云带雨，就是燔祭的目的了。由谁观察天象，保存火种，并出火烧荒呢?古代负责这项指导农业生产重要任务的官员称作火正。火正相当于农业部长，需要经常观察天象（大火星在天空的位置），决定春季的生产活动。到了秋季，大火（恒星）昏见之后，还要举行“内（纳）火”的仪式，把火种收藏起来。因此，禁火的目标有两个：让生物肥料在适当的时刻转化生成，让雨季在预期的时刻到来，这样先民们就同时避免了两项需要工具的农活（平整土地和灌溉土地），这就是刀耕火种经济的精髓。
所以，改火者扛的旗帜是“戒火”，这是古代火政的一种措施，在刀耕火种行动开始之前，需要戒火，相当于“寒食”。“凡国失火，野焚莱，则有刑罚焉”，这是因为如果不戒火，去年的田头积累的燃料被大火烧光之后，由于距离播种时段（大约是清明节附近）太远，肥料流失严重，所以“不戒火”意味着来年收成不足。凡是刀耕火种的民族，例如唐宋时期的“畲民”，非常讲究按时点火。所以在这个火种到来之前，需要小心看护田地，等候放火时刻的到来（有时阴历三月三，有时是冬至日之后的第106日，有时是清明节。注意，清明节是农耕文化的节日，寒食节是火耕文化的节日，两者背靠背，是寒食消清明涨，逐步过渡的结果）。改火者，扛着“戒火”的旗幡，目的有二，提醒他人，这是火种下乡，需要小心；现在是戒火时段，不要怠慢。所以，“东井戒火”戒的是生产用火，而不是防备生活用火失控。
所以，这张图可以说是一张政治宣传画，代表着古代的改火实践：一个人代表中央政府，送火种下乡。所以左手里拿的是火种，符合古代“束蕴请火”的惯例，需要小心照料。如果是水壶，那么背在身上的可能性更大一点。拿在手上的，一定很轻，又比较重视，所以需要手持。由于是长途跋涉，所以需要很早就动身，与鸡鸣相伴。关键是旗子，代表着中央政府的权威。在火耕流行的古代，能够代表中央权威的东西并不多，历法是一种，火种也是一种。
改火措施是否真正发生，现在还有争议，关键是现在还不能证明《礼记》是西周时期真正发生过的礼仪，而且我国对刀耕火种经济的记录又非常有限（因为从事刀耕火种的民族通常比较落后，缺乏文字记录）。有一点肯定的是，在宋朝以前（敲石取火取代钻木取火发生在宋代），民众对远古改火习俗还是非常熟悉的，所以隋代王劭以“古有钻燧改火之议，近代废绝”，于是上表请变火[6]。唐代，继承了隋代的改火和派火制度，并配合寒食，由清明当日赐新火。谢观《清明日恩赐百官新火赋》说：“国有禁火，应当清明，万室而寒灰寂灭……桐花始发，赐新火于公卿……于时宰执俱瞻，高卑毕赐”。新火仍是平明而钻燧献入。唐诗中咏清明出火的作品很多，表现出寒食终了的喜悦心情，最著名的是韩栩的《寒食》：“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诗中表达的气候信息（暖和），和社会的平和喜乐的心情，让唐德宗都记住了诗的作者（当时有两个韩栩，唐德宗记住的是能写春城飞花的韩栩），可见赐火制度在当时是深得人心的，中央政府在赐火仪式中的地位也是稳定的，把出火作为改火的奉新火之义已经巩固。
宋朝钻火之仪完全承袭唐代，元以后见不到钻火之仪了。从取火技术上判断，宋代已经有火镰取火（用火镰敲击燧石，打出的火星，点着了蓬松的火绒。再用嘴吹燃出火苗，就得到了火种），还有“引火奴”等助燃材料，因此取火工作方便多了，令中央政府的取火中心地位有所下降。不过，宋代以后，刀耕火种的畲民制度基本消亡，作为刀耕火种时代的典型节日，寒食节的消亡也是在宋代发生的。
总之，“东井戒火”代表的是一种古代改火措施的实现，未必是一定发生过的真实场景，但代表古人的一种意识或愿望，符合古代先民刀耕火种经济的理想和现实的典型场面。作为一种汉代明器（墓葬用品），还是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因此，“东井戒火”代表了古代改火实践下的一种理想和愿望，是对农业丰收的渴望，是中央政府“敬授民时”的体现，是社会对中央政府权威的认可，符合刚刚从火耕进入农耕阶段的农耕民族的政治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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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我的《火灾动力学》教材
参考文献：
[1] 彭卫，杨振红，说汉代火灾，载《高敏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
[2] 熊龙，“东井戒火”陶井正名及相关问题考证， 文博，2012年1期
[3]《周礼·司寇》
[4] 皮日休《入林屋洞诗》
[5]《周禮》曰：「司烜氏．仲春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為季春將出火也。」
[6]《隋书?卷六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