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宏宇:中国人特别爱国,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到底是什么原因?-IOTA

您的位置：网站首页 行业动态 刘宏宇:中国人特别爱国,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到底是什么原因?

刘宏宇:中国人特别爱国,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到底是什么原因?

阅读量：3690707 2019-10-23

赵心放：慈禧太后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画像送到美国去参展？
文/刘宏宇
【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

爱国，应该是人类普遍的情感。至少，对于归属于某个国家并且具有国家意识的人，是这样。但并不是所有这些人和他们所归属的国家，都会把“爱国”作为群体式情绪（也可以说“情感”），加以强化、规范化和传承。把“爱国”作为“主义”级精神传统的，就更少。在这些“更少”的其中，“爱国”最古老、最深邃、最具凝聚力和丰富内涵的，我认为，是我们——中华民族。这不是自夸，或者别的似乎能跟“坐井观天”、“妄自尊大”之类词汇联系起来的什么。爱国，是一种性格，是人性的一部分，不是勋表、光环；属于“有”没什么可“夸耀”的，“没有”却很该琢磨琢磨“残缺”这类概念的那种。

（以下为一组中国人文画卷，图为长城）国家，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最普遍接受和认同的“政治经济集群单位”。开创于1945年的联合国组织，更对国家的概念和属性，做了全球范围的、现代化的、最大趋同的规范，并体现以“公法公则”（宪章）形式。这种规范，虽是以欧美主流政体为蓝本，但更因循了整个可考据的人类文明史所沉淀的认知传统与秩序，并因而为“爱国”这个古老而感性的概念，赋予了现代化内涵。其作用或许不一而足，但的确把“没有国家”的人群，最大限度削减、压缩了；同时，也使得“爱国”作为传统的“性格”级情感，融注为整个人类社会共同的文明标记之一。但这并不等于说，所有人，都爱国，都爱自己所归属的国。就如同，无论如何，人类或其中某一族群，都不可能所有个体都健全。但是，可以肯定地说，中国人特别爱国。

（福建永定土楼）（一）由来已久的生产生活方式我们是世界现存最古老、最庞大的农业民族。一说“农业民族”，好多人可能不愿意认同——我们早就工业化了！我们有那么多现代化成就，我们正在大踏步实施“城镇化”，我们具有完备甚至是发达的工业体系……怎么还是农业民族呢？还是！我们骨子里，至少现在，还是农业民族！如果不是，我们就不用强调并不断力争“工业化”了，也不用到了近些年才开始去推行“城镇化”了。农业民族不丢脸！法国也是农业民族。

（广西龙胜梯田）他们自己到现在也都承认，他们骨子里，是农业民族的底蕴。但能因而就说法国落后、没工业化、不是现代发达国家么？一些在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先进于我们的国家，其工业起步之前的族群生存方式，还不如，甚至远不如，我们的传统农业社会来得稳定、富足。爱国意识强的，往往还就是农业民族。究其因，大致三方面：一是定居。二是以相对稳定的家庭、家族为基本生产生活单位。三是分工明确、产出多样化，绝大多数情况下能自给自足。

（江西婺源石城）这三方面，相互依托、互为条件，在相对广泛地域，长期作用，就形成强烈的“本土”或说“乡土”意识；而这种意识的广义放大，就形成了朴素的爱国情感。往往，越朴素，也就越简单、越执拗，如同“公理”——无需证明，颠簸不破！正是这种简单和执拗的“公理”，让我们面对强大侵略时，发自心底地喊出“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的誓词！让“叶落归根”成为了“生命的信仰”！

（故宫）（二）以道德为世俗化信仰的“人主”精神形态与近现代占据世界文明主流的欧美不同及许多其他国家、族群不同，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没有“绝对主导”的宗教；或者说，任何宗教，无论本土的还是外来的，都没有、从没有，在这片土地上，对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产生过最主流的引领和控制。举个小例子：佛教里有个“大尊”（亦称“佛陀”或“菩萨”），名“观世音”，就是几乎人人都知道的“观音菩萨”。“观世音”、“观音”，一字之差，指的是同一尊佛。为什么会有这一字之差呢？因为唐朝第二个皇帝、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的名字里有个“世”字，别的不管谁，也不管是佛是神，名字里带“世”字的，就得删改，于是，“大尊”观世音，也就只好去掉“世”字，改名“观音”（李世民名字里还有个“民”字，所以传统“六部”中的“民部”就改称了“户部”）。说起来，中国的皇帝太霸道了，佛都得因为他改名字。这个霸道的例子告诉我们，在中国，在我们这片土地上，皇帝比神佛更“大”。

（泉州蔡氏古民居）皇帝是谁？自秦始皇帝嬴政，到末代皇帝溥仪，能拉出一张数百人的长长名单。皇帝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是那张名单或者其中任何一个名字，而是另外两个字——天子。天子是谁？是“天”在人间的化身和代言人，是“天崇拜”的“生神符号”！那么，什么是“天崇拜”？笔者认为，“天崇拜”，是农业部族“太阳崇拜”的高度升华。太阳，是世界上古老农业部族比较普遍的崇拜对象。太阳崇拜，属于比较原始的大自然崇拜的升级版；相对“神”崇拜，太阳崇拜更朴素，也更物化。只有人类才会有“崇拜”的意识和需求。

（嵩山塔林）人类的崇拜，历史上，经历了从最原始的大自然崇拜，到其衍生出的“象征崇拜”，再到完全虚化、高度不确定的“巫鬼崇拜”和几乎同期的“具象图腾崇拜”，再……公元前12～9世纪的期间，人类的崇拜，发展到了一个对我们民族甚至全人类都特别重要的关键“分水岭”，分化向三个不同方向：方向一，从“巫鬼”崇拜演变到“具象”的“神崇拜”。在这个方向上，集结了大多数民族、文明；他们的“民族神话”，差不多都诞生于这个转变中，或在这个转变中趋于完善。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在后来，“顺向”地向“成熟宗教”演变。其中最典型的事件，就是欧洲诸民族向基督教（天主教）的趋同。方向二，从“巫鬼”崇拜演变为“抽象”的图腾崇拜。在这个方向上，只有相对弱小、落后的一些部族；后来的他们，或趋同、融合于上述“方向一”的那些文明，或陷入相对孤立的停滞甚至倒退。现存历史悠久的土著部落、偏远少数民族，相当一部分，就属于这类。方向三，彻底摆脱“巫鬼”崇拜及其核心的“神主”内涵，将比较原始也比较朴素的“象征崇拜”（例如“太阳崇拜”），抽象、崇高化，形成具有物化特征的抽象的“天崇拜”。在这个方向上，笔者认为，只有一例，就是我们。至少，存在至今的，只有我们。确切说，是就着当时历史环境还应称“华夏”的我们的先祖。

（华服）为什么只有我们一例？这个要探讨起来，能写一本书，在此不多赘述，只概括性地、口号式地提一句——无论看上去多偶然，其实都是历史的必然！高度抽象、崇高化并具有物化属性的“天崇拜”，需要具有足够权威的世俗代表，担负沟通、示范和教化的使命。这个代表，就是“天子”；他的“沟通功能”，是“君权神授”的自说自话；而他“示范”、“教化”的内容和形式，就是“德”。这样的话，不难看出，这个可谓族群意识形态“里程碑”式的变化，实现了由“相信巫鬼”跨越到“效仿天子”的转变。而这个转变，本质上，就是“神主”向“人主”的转变！这个转变，发生在公元前11世纪到10世纪。这个转变，被史称“西周”的当时的统治王朝的政治家们，相当“哲性”地赋予了“最高纲领”和“可操作可执行”两个层面——

（终南山）所谓“最高纲领”，就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人法地、地发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勾勒出从“人”到具有高度物化性的“自然”的“认识秩序”。按笔者理解，其中的“道”，更是指“人性”、“秩序化的人性”，即作为生物体的人，在社会群体中的正面意识属性与发展趋向，是为“德”也就是维护从最高层贯至最底层的整个社会构架“和谐共荣”的根源与基础。二者有机结合，就形成了“可操作可执行”的、以人与人的关系为核心的、具有高度“唯物特征”的——道德，遂成为我们民族“具化”的、世俗化的“信仰”。就是说，我们民族，早在三千多年前，就在精神领域，突进到了偏唯物化的先进阶段，并以足以清晰认知和效仿的道德，作为了信仰化的行为与意识活动规范。别人头顶是“神”。

（月牙泉）我们头顶的是“天”，并因而把自己生息繁衍的地方，称“天下”。“天下”的我们，以道德为信仰和相互间的纽带，依靠自觉意识，彼此扶助、彼此关爱，构建和谐与美好。如果说，农耕的生产方式，让我们格外珍爱土地；那么，道德的信仰化，又使得我们格外珍惜族群及不同族群间的协调与融和。是以，我们成为了世界上最不具侵略性却最具“向心吸引”的民族！是以，我们古往今来，融和了太多曾经的“外族”，凝聚成任何其他国家至今都无可比拟的大家庭！

（莫高窟）（三）挫折与苦难的锻造作为庞大而相对和谐的农业民族，我们骨子里传袭了温和善正的族群性格。作为在大多数时期相对稳定、资源相对完备（谈不上丰富）、人口繁茂且结构比较合理、具有强大“向心吸引”的民族，我们自身具备相当丰沛的生存与发展潜力，并因而缺乏甚至没有对外侵略扩张意识。这两个重要的、本质化的特征，使得我们在成为并保持“泱泱大国”的同时，也不断受到外界的侵扰、掠夺甚至摧残——从上古的公元前10世纪（甚至更早），直到近古的公元15、16世纪，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我们不断受到来自北方（包括正北、西北、东北）游牧民族的压力，甚至曾经经历过多次灭顶之灾。17世纪以来，我们开始受到走向工业化的欧洲殖民主义冲击；终于在19世纪中叶，被打碎国门；到20世纪中叶，又一次面临现代工业发展为“源驱动力”的灭顶之灾。

（三星堆）但是——哪一次，我们都没屈服；反而愈发凝聚。哪一场劫难，都无法真正击溃我们的民族意识；反而更令我们锻造出愈发强大、执着的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强化着我们作为伟大民族后裔的归属感和责任感。21世纪“地球村”的今天，爱国、特别爱国，作为我们根深蒂固的族群性格，不会淡化。倒更可能会因为新的目标、新的危机，而刷新，而愈发耀眼。这种耀眼的民族特制，也势必随着科技和人文的日益发达、昌明，而凝聚成更加坚不可摧的无形力量！